“泛神论之争”中的理性与信仰问题——以雅可比的理性批判为中心

"泛神论之争"是德国观念论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而这场争论的发起者雅可比则是启蒙理性和现代性原则最重要的批评者之一。他指出,以斯宾诺莎的泛神论为代表的理性主义哲学,通过反思性的理性演证来确定事物存在的根据,其结果将是与理性和自由的原则相背离的机械决定论和无神论,从而削弱道德、宗教和政治的根基;而康德的先验观念论作为理性主义哲学的另一种表现,将知识和道德的根据最终归于思维或先验自我的内在性时,认识的内容、形式和认识对象本身都成了主体的一种构造,这势必会导致唯我论,最终不可避免地走向虚无主义。只能通过个体的信仰、直觉和情感,而不能依靠理性的反思和推论,才能通达上帝在他的启示的直接性中向我们揭示出来的绝对真理。雅可比的理性批判及其信仰主义哲学中对"思有同一"原则的重申,对后康德的观念论哲学家产生了直接而深刻的影响。     

沈家本在清末修律中的思想解析

沈家本是清末的著名法学家,修律大臣,清末礼法之争法理派的代表。在清末修律的争论中,沈家本系统地阐释了自己具有资产阶级启蒙意义的法律思想。其核心即学习借鉴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法学思想,以改造中国传统的以礼为纲的法律体系,主张法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道主义、民刑分立、司法独立、改良监狱、建立陪审员和律师制度、对少年犯实行惩治教育、大力实行法学教育培养法律人才等,对中国法学的近代转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论民事习惯与民法方法——以《日本民法典》的制定经验为例

中国未来民法典与其传统伦理、传统法文化的重要渊源——民事习惯之关系问题在民法学界基本没有深入展开讨论.日本民法典制定过程中对民事习惯所采取的从排斥到吸纳甚至给予极高地位的反复经验对中国未来民法典如何体现中国特色可能具有重要的启示.日本民法典有关民事习惯的制度安排及其后续遗留问题的处理模式对中国未来民法典民事习惯位置的讨论提供了生动的个案.中国当下的社会结构以及经济发展程度需要将来的民法典必需慎重对待中国固有民事习惯,以便保障民法典的伦理基础和惯行定式.     

宋明理学家理欲对立的道德观浅析

理欲之争是中国伦理思想史和中国德育思想史上由来已久的一个焦点问题,也是宋明理学家们所关注的一个重要的伦理道德问题。宋明理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周敦颐、张载、二程、朱熹、王守仁等在理欲问题上,更加倾向于二者的对立论。     

杜牧在官场是如何成“变色龙”的

中国历史上最漫长的一次朋党之争,是中唐牛李党争。长达40年的牛李党争不仅把中唐拖入晚唐,而且还毁了大量人才,最后使得晚唐几无贤才可用。杜牧就是被毁掉的人才之一。     

左世忠：司法改革要突破部门利益之争

2008年底启动的新一轮司法改革,3年多来绝大部分已完成或基本完成。此轮改革深化了对权力监督制约,推进了司法公开与民主。但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受许多因素制约,不少改革措施是部门利益之争妥协的产物。不少改革主要是围绕技术细节在做优化,极少涉及体制问题。下一轮司法改革,中心任务应当是围绕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目标,本着权力必须受到有效监督制约的原则,重点调整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司法行政部门的权力分配,并规范其运行,基本解决司法地方化、行政化问题,树立起司法权威。     

从“孟尝擅齐”看六国权臣专国之弊北大核心

孟尝君专擅齐国大权多年,刚愎自用的齐湣王登基之后,不愿接受“老臣”擅权的既有格局而致力于强化君权。他们两人的“各行其是”激化了君相之间的矛盾,导致齐国政治气氛空前紧张和恶化,并且祸延列国外交大局,“国际形势”为之大变。“弱燕破强齐”,致使齐国元气大伤,齐、秦两国的平衡局面被打破,六国联合抗秦的大局遭到严重削弱和破坏。“君相之争”的客观后果是齐国内政不修、外交失败,齐国政权一度濒临覆灭的危机,孟尝君所代表的宗室贵族把持国政的政治体制对此应负不可推卸的责任;齐国政局危机爆发之时,毕竟是在齐湣王排斥了孟尝君而大权独揽之后,故误国罪责他应该分担更多更大。齐湣王本来就是德不配位的统治者,却又刚愎自用、自以为是,最终导致国破身亡的悲剧发生。孟尝君“擅齐”的行为及其引发的后果,恰好为韩非所警示的明君必须防止出现大臣专断国政之说,提供了最典型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