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赖保护与相对人授益权的实现

信赖保护原则作为政府行为的道德底线、行政法治化的内容和经济效益的需求,有助于实现授益行政行为的预期目标。信赖保护可以并且应当体现在授益行政行为过程中的多个环节,比如本着诚信原则作出授益行政行为,不得随意改变其依据,非经法定程序不得任意撤销和废止授益行政行为等等。     

“行政处分”与“民事法律行为”之关系——作为规定功能的法概念

初创时期的德国行政法借用民事法律行为的“意思表示”来建构其核心概念——行政处分,行政处分因而成为行政法上的法律行为;作为“规定功能的法概念”,法律行为与“私法自治”原则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在公法上也可以成为实践“依法行政”原则的手段。为了适应扩大诉讼救济范围的需求,行政处分概念与民事法律行为理论发生分殊,成为行政法上“法的行为”(Rechtsakt)。在社会法治国、行政国家的背景下,行政处分概念出现了向民事法律行为回归、“阶段化行政处分”等新的发展趋势,以克服传统行政作用方式的“僵硬性”。中国的行政法亦创设了类似于行政处分的具体行政行为概念,但由于对德国法上行政处分与民事法律行为源流关系的疏于整理,在相关的研究中出现了脱离学术传统、随意创设的局面。对这两个概念源流关系的梳理可以对国内相关的研究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     

论民法上恶意串通行为之效力

我国民法上关于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行为无效之规定,系在前苏联民法立法和理论的影响下产生的,该规定不具体分析当事人与第三人的利益关系,也不区分行为人意思表示之真实与否,这样一项极其含糊的规定,在实践中极易被曲解和误用,其实际效果必然与立法初衷相悖,是一项不合理的规定,故在今后我国制定民法典时应予取消,对于涉及第三人利益的法律行为之效力,应当斟酌具体情况,加以规定。     

发挥政协优势 服务发展大局

人民政协的性质和组织构成,决定了它具有鲜明的特点和优势,只有突出政协自身特点,充分发挥优势,才能不断提高其自身的履职能力和水平,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一、人民政协特色明显,优势突出人民政协具有人才荟萃、     

危险驾驶行为刑法规制问题探讨——以醉驾和飙车为例

危险驾驶行为的本质在于驾驶能力低于驾驶任务要求。危险驾驶行为应当纳入刑法的规制范围，且应当论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危险驾驶入罪不违背“禁止重复评价原则”。对于参与飙车者应当论以共犯，共同飙车者不需要共犯制度调整。     

俄罗斯车臣伤口再溃疡

如果俄罗斯的政治家有长远目光的话,他们应该继续对车臣和北高加索地区实行怀柔政策,在源头上解决问题,防止一个民族个别人的极端行为升级为俄民众对该民族整体的歧视和排斥。     

查明事实真相严惩诬告行为

基本案情 2004年9月至2006年12月期间，云南省纪委监察厅、省人民检察院多次收到署名“中共某州某部门”、“某州某单位干部职工”反映某州某单位程某某违纪问题的举报信，主要反映程某某在某单位任局长期间失职造成上亿元损失，报销及私领巨额公款，收受巨额金钱物品等违纪违法问题。为此，云南省纪委监察厅对反映程某某的上述问题进行了初步核实，发现举报失实。2007年3月，云南省纪委安排调查程某某被失实举报一案。     

应正确理解刑法对行贿罪的规定

我国《刑法》第389条第一款把“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作为构成行贿罪的必备要件；第二款规定，“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的以行贿论处”。第二款是否以“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为行贿罪的必备构成要件，多年来一直是理论界与司法实务界不断争论的问题。笔者认为，认定在经济往来中的行贿罪不需以谋取不正当利益为条件，其理由是：     

信息网络在反腐倡廉中的应用

网络在深刻影响人们思想观念和行为模式的同时，也在冲击和改变着传统的反腐倡廉工作方式和手段。随着越来越多的腐败案件在网络推动下被曝光和处理，网络监督的力量不断显现，网络监督的热情持续高涨。当前，信息技术与反腐倡廉建设的关系已成为值得深入研究和积极探索的重大课题。     

金某的行为是经商办企业还是受贿

基本案情 金某，中共党员，原任某市建设局局长、某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党工委副书记。经查，2002年，金某在担任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期间，开发区内有一座“烂尾楼”，产权归中煤x局所属的光华公司。开发区管委会曾研究并安排开发区经济发展总公司与光华公司协商购买该“烂尾楼”，但因价格、支付方式等问题一直未达成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