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的法律社会学思想

<正>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是西方学术界倍受推崇的古典社会学思想家。美国近几十年来兴起的法律和社会学派(Law and Society Movement)将他作为该学派的倡导者,将其著作奉为经典。[1]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不论是在激进的还是保守的思想家那里,都不乏韦伯的支持者和批评者。[2]不少学者将这种现象归结到韦伯的学术思想,甚至其个人性格中的矛盾性。本文试图在有限的篇幅内概括地介绍其主要的法律观点。     

我国实施食品召回制度的可行性分析

召回制度起源于美国的汽车伤人案件,随后应用到可能对大众造成伤害的食品、药品等领域。美国最早在侵权法中将召回作为一种法定义务纳入产品责任体系,欧盟各国也依据1985年《关于产品责任的指令》、1992年《欧洲产品安全指令》制订了产品安全法,确立了生产者、销售者的产品观察义务。我国建立产品召回制度比发达国家晚,国家质检总局     

农民工进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的障碍和路径分析

农民工的土地保障和家庭保障存在的困境以及社会上存在的主客观性问题是农民工进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的障碍,而要使农民工进入社会保障体系,就必须拓宽多种渠道:一是农民工自身要提高素质,自主加入社会保障体系;二是各级政府应采取灵活多样的措施,以利于农民工进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三是建立长效机制,吸纳农民工进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     

改革评价表彰办法 促进学生自主发展

人人希望自己能成功，个个希望自己能得到别人的肯定和赞赏，是当代小学生最突出的心理特征。建立促进学生全面素质发展的评价体系，追求多元化评价标准，是当前课程改革关注的重要内容之一。近些年，陆城一小以扬长教育为切入点，不仅成功探索出了“一袋四卡”过程性评价方法，而且对传统的评优表彰办法也进行了大胆地改革实践，构建了促进学生全面素质发展的“‘三级多类’评优表彰”评价表彰机制，促进了各个不同层次学生的充分、和谐、自主地发展。     

高校研究生新型价值观体系构架研究

研究生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一支最富有生气的骨干力量，他们的价值选择决定了其行为取向。然而时代特征的转换和各种社会思潮的冲击加速了研究生群体价值观的嬗变，因此加强高校研究生价值观教育，使他们构建起科学的新型价值观体系是我们面临的重要课题。     

论刑事证人拒证行为的犯罪化

刑事证人拒证行为危害严重 ,且已达到了为国家和社会不堪容忍的程度。对其规制的惟一理性的选择是尽快完善刑事立法 ,将刑事证人拒证行为纳入刑法调控领域。     

操纵证券市场若干问题研究

操纵证券市场的本质是价格操纵 ,操纵价格是一种最常见的证券欺诈方式。操纵市场行为可大体分为“虚伪交易型”、“实际交易型”、“恶意散布、制造虚假信息型”与“其他操纵行为”等四大类。建立完善民事赔偿责任制度能够有效的遏止操纵市场行为 ,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公民参与和政府行为有效性的提升

任何现代国家,其政府行为都是一个关系到执政质量、行政绩效以及社会稳定的重大战略性问题,因而政府行为有效性日益为人们所重视.促进公民参与提升政府行为有效性的路径需要从建构公民社会开始,并且将政府组织、民间组织、公民与官员整合在其中,同时,将公民社会从与政府对立、疏离与分隔的状态,转型为积极参与包括公共行政的所有公共事务....     

公共利益的双维度界定——以城市房屋拆迁为视角

公共利益是一个被广泛运用的法律术语,然而由于对此概念的界定模糊,出现了一系列借公共利益之名滥用权力的现象。而学界大都是从实体上界定此概念,对其程序保障的规定却是凤毛麟角。这直接导致了对行政相对方程序保障上的缺失。实体和程序两个角度,合法合理地界定＂公共利益,是正确处理公权力和私权利的关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证据规则：检讨与重构

认罪认罚从宽试点制度中无论是原则性的证据规则还是具体性的证据规则都存在很多问题,严重影响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有效实施。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予以确认,但是对其涉及的特殊性的证据规则鲜有涉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证明标准应采取定罪证明标准与量刑标准相互区分的双阶标准,以充分体现认罪认罚从宽案件的特殊性。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具体性证据规则,包括侦查阶段重点重构有关保障认罪自愿性的取证规则;起诉阶段的具体性证据规则突出认罪认罚的量刑合意证据规则;审判阶段的具体性证据规则要体现事实审查和自愿性认罪的双审查具体性证据核查规则以及认罪撤回的证据规则。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证据规则的立法路径上,必须考虑中国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要求,将证据性规则与程序性规则,将实体性证据规则与程序性证据规则有机统合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文本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