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给“舌尖上的浪费”套上“紧箍咒”

洪范八政,食为政首。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制止餐饮浪费行为作出重要指示,表明了我们党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的鲜明态度和坚定决心。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制止餐饮浪费行为的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倡导厉行勤俭节约理念,天津市人大常委会于2020年8月中旬至9月中旬组织检查组,开展制止餐饮浪费行为专项检查。对餐饮浪费行为进行专项检查,在天津市人大常委会监督工作中尚属首次。这既是落实中央和市委部署要求的实际举措.     

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的三重逻辑

以人民为中心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根本政治立场和鲜明特征.按照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原则,应在理论、历史、实践三个逻辑向度相统一中深刻把握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的精髓要义.从理论逻辑来看,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体现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群众史观的深入洞悉,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民本"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对中国共产党人民观的丰富发展;从历史逻辑来看,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是对170余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关于"人"的解放价值旨归的进一步传承,是对中国共产党百年来"以人民为初心"奋斗目标的新赋能,更是对新中国成立70余年来"为人民谋幸福"治国理政价值追求的新诠释;从实践逻辑来看,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在深化概念认知理解基础上,在统筹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进一步明晰以人民为中心的实现路径.     

什么是无效法律行为转换?

无效法律行为转换作为无效民事行为的救济机制之一,能在最大程度上实现意思自治,符合民法公平原则。在当前我国现行法律尚无明确规定无效法律行为转换制度的前提下,通过运用无效法律行为转换,切实保护无过错当事人利益,有利于彰显诚实信用原则。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历史逻辑、学理逻辑与实践逻辑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解决世界经济结构性难题的中国方案。其历史逻辑是:国际金融危机后,需求侧为着力点的宏观调控面临新挑战,制约经济发展矛盾的主要方面转向供给侧,实际与潜在经济增长率发生历史性变化,宏观调控因而需以供给侧为重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学理逻辑是:立足需求侧的总量平衡政策难以有效解决经济重大结构性失衡,准确的价格信号引导资源配置是实现结构平衡的关键,以体制机制改革优化经济结构的做法与供给学派存在本质区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践逻辑在于:以市场化和法治化的办法打通制度梗阻,为增强微观主体活力提供准确制度激励,同时以完善和保护产权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民事法律行为在行为主义和法律行为类型价值体系中的地位

民法典编纂初始,权威学说都主张将民事法律行为概念恢复为德国法上的法律行为。《民法总则》虽然依旧使用民事法律行为的概念,但很多学者却将其解读为法律行为。行为是个含义广泛的范畴,我国法学理论中的法律行为已为法哲学范畴,成为社会行为价值体系中的重要链条。民事法律行为是法律行为的一种,决不应等同于法律行为。民事法律行为除商事行为和民商事法律关系事实层面的行为外,还应包括主体对客体的支配行为等类型。民事法律行为在行为主义和法律行为类型价值体系中处于基本的核心地位。如此可以更准确地表达与构建科学的民商事法律行为类型体系和话语体系,并真正达到"加强市场法律制度建设,编纂民法典"之目的。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扶贫政策的演进逻辑与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的扶贫政策实践，显示出浙江善于在结合本地自然条件和资源禀赋的基础争取发展经济的新优势，善于创造各种机制激发扶贫对象自身的减贫动力和创造力，善于强化民生保障以追求城乡和区域之间的公共服务均等化，善于在新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中不断优化和创新扶贫方式。这些实践背后的演进逻辑就是从解决贫困区域经济发展的源动力入手，增强困难群众的人力资本以提高其可持续脱贫能力，鼓励社会主体参与扶贫开发，并通过技术创新和精准治理提升扶贫工具的政策效用。     

"耳朵经济"的演进逻辑与进阶路径

移动互联网背景下"耳朵经济"的悄然崛起有其内在的逻辑起点,即音频传播场景与伴随性消费的有机交融。5G和AI技术条件下"耳朵经济"要实现规模的扩展,需遵循音频传播新场景与产业链有效对接的演进逻辑,并选择跳出"媒介"框架,构筑完整产业价值链的进阶路径。     

论国际投资中的国家责任问题

国际投资中的国家责任问题主要涉及国际投资的法律保护问题 ,如对外国投资和投资者的待遇标准、国有化或征收及其补偿问题。另外 ,还涉及特许权协议、拒绝司法、外交保护等问题。就外资待遇而言 ,发展中国家应根据其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在双边投资保护条约中慎重承诺。笔者通过对国有化问题的分析 ,认为国家在这个问题上所承担的国家责任不是传统国际法上的国家责任 ,而是一种“合法行为引起的国家责任”。关于特许协议 ,笔者认为它是国内契约。此外 ,在国际投资中 ,还涉及因污染转嫁而产生的国家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