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瑰丽的大自然的歌手——艾米莉·狄金森自然诗作初探

本文从社会历史研究的角度剖析艾米莉·狄金森的自然诗作 ,指出狄金森笔下的自然对人类时而慈爱友善 ,时而充满敌意 ,既带给人类愉悦与和谐 ,又给人类以伤害。论文深入个人的、文化的和历史的背景 ,剖析造就这种矛盾的自然观的原因 ,从而揭示了困扰众多中国读者的“狄金森之迷”     

儒家王道理想、天下主义与现代国际秩序的未来

冷战后一超多强的国际格局和中国近年来的崛起,为中国外交带来了新的重要契机和挑战,呼唤新的外交思维和理论以指导中国外交实践,建构更合理的国际秩序。中国一些儒家学者开始诉诸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他们在春秋时期的华夏天下秩序和后来的朝贡体系中找到了启示和答案。他们认为,以国家主权平等为中心的现代国际秩序存在根本性的不可修复的缺陷,而儒家王道精神和天下秩序理想昭示了更合理、更正义的国际秩序,所以未来理想的国际秩序应该是以儒家王道精神为基础的天下秩序。尽管这些儒家学者对现代国际秩序的批评有很多的合理性,他们所提出的天下主义秩序充满洞见,但是有关重建儒家天下秩序的主张是很值得商榷的。其实,儒家天下—朝贡秩序与当今以民族平等为基本原则的国际秩序存在根本性的矛盾和冲突,但是儒家道义原则以及由此推衍出来的儒家国际正义原则仍然非常有用,可以指导当今国际关系的具体实践。中国学者需要认真研究和比较中西方文明,推动儒家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对话,寻找儒家思想与国际伦理原则以及国际法相容的契合点,让儒家思想融入国际主流价值,从而完善现代国际秩序。     

经济法责任制度再释:一个常识主义立场

在诸如法律责任等基础性问题上形成共识是经济法学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但学界目前对经济法责任的认识仍存有分歧,甚至在偏离法学常识的立场上建构经济法责任体系,如产生综合责任或他法责任等观点。理性认识经济法责任,应区分规范性法律文件中的责任、经济法主体的责任与经济法责任之间的界限;同时要明确,法律责任设定应有限度,应考虑责任追究的可能性与实际效果。基于此,经济法责任的具体形态与追究模式应因主体不同而有所区别:为管理主体设定责任应体现双罚制,对管理者本身主要追究行为责任,对其人员则可在法律责任之外施加政治责任;为市场主体设定法律责任大多时候只需单罚,仅在特定情况下才需考虑双罚,市场主体法律责任的具体形态体现为财产责任、行为责任与声誉责任的复合。     

论英国“新地方主义”的特征和路径选择

新地方主义是对英国中央集权体制下地方自治权发展的新的诠释,主张中央政府下放管理权、给予地方政府限制性自由裁量权和赢得的自治权,鼓励发展地方公民的参与性治理。新地方主义理论和政策融合了英国中央主义和地方主义两种传统,呈现为英国地方自治新的发展趋势。     

“进社区”:混合治理空间中的条块关系与行动逻辑——基于浙江H市的基层社会治理改革

进社区是中国各级政府回应社会问题社区化与政府职能社区化发展趋势的普遍选择,也形塑出现代社区作为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单元及自治共同体的多重样态。新型社区制背后蕴含多重治理逻辑并存的复杂性。多重逻辑既来源于地方行政治理结构中条、块等制度生产主体,也来自在转型时期新型政社关系视域下社区的应对策略和自主性发展。其执行的结果是在基层末梢催生出一个具有内在不稳定性、多重功能机械杂糅的混合治理空间。本文以浙江省H市近年基层社会治理体制改革与实践为蓝本,微观分析条、块进社区的治理逻辑、约束条件、行为路径及不同预期、激励和约束下社区的应对策略,并进一步关注在多重逻辑的牵制下社区自主性的表现形态。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对当前基层社会治理视域中的中国政社关系和社区混合治理的实现路径进行回应。     

多元主义国家观与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比较研究——基于对民主与专政关系的不同认识

多元主义国家观和马克思主义国家观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国家观,二者在民主与专政的关系方面存在着较大差异。二者都非常重视民主,主张实行民主制。但前者把民主和专政完全割裂开来,不仅反对任何形式的专政,而且主张超阶级民主。后者则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民主与专政的统一,二者相互依存、密不可分。     

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下的澳大利亚文化政策研究

近年来,澳大利亚创意产业迅速崛起,受到全球关注。本文试图从历史视角探讨澳大利亚文化政策的形成和变化,从而得出该国文化政策获得成功的经验和启示。     

超验主义中的以道为体与以儒为用

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是19世纪美国著名作家、超验主义哲学家和美国文艺复兴的思想领袖。在他构建的超验主义思想体系中,既吸收了西方哲学中的精华部分,也积极的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汲取养料,接受儒家思想,并为己所用。虽未接触道家思想,却与之奇妙的契合,最终体现为以道家为体,以儒家为用的思维模式。     

明治时期的藩阀与政党——以民意为中心

明治维新后,如何处理官民关系,并将民意有效反映在政治上,是政府的一大课题。在福泽谕吉等人看来,只有官民协调,政府积极向民众解释政策方向,在官民互动中把握民意,才能形成好的社会风气,政府才能巩固。议会召开之后,官民关系表现为政府与政党的关系,二者在议会中对抗、妥协,各自标榜对民意的占有。藩阀政府的超然主义因自身解释的不足、民党强势反对等,无法充分实现;而民党因组织程序、政务能力等,亦不能有效集约民意,获取支持。经过初期议会的交锋,民党自省以图改革,而伊藤博文亦高唱政党改良,二者趋向一致,最终实现了政友会的成立。     

“奥巴马主义”的变奏——奥巴马执政后期的对外政策

以2014年为时间节点,正当奥巴马政府开始投全力打造“奥巴马主义”外交遗产的时候,国际局势和美国国内政治的一些重大变化使“奥巴马主义”遭遇了严峻挑战.为此,奥巴马政府不得不在打造“奥巴马主义”遗产与回应挑战、质疑之间维持艰难的平衡.一方面,奥巴马坚持“奥巴马主义”的基本要义,坚守对外干预的门槛,另一方面,对挑战和质疑做出回应.两者动态的调适构成了奥巴马政府执政后期美国全球战略的基本线索.但奥巴马政府的努力进一步凸显了“奥巴马主义”的困境.“奥巴马主义”与特朗普的外交主张之间并非完全的南辕北辙,在“收缩”、“内顾”等主张上存在着内在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