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中国参与的联合国维和行动

冷战后,两极格局瓦解,各种力量重新分化组合,这为联合国作用的发挥提供了机遇。基于此,中国对联合国的政策也随之发生了显著变化,尤其是在联合国维和问题上有了新的认识。中国参与联合国的维和行动,不同于冷战时期仅仅停留在态度的观望上,而是表现出一个循序渐进,从消极适应观望到积极实践参与的过程。这一变化向国际社会展示了中国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决心。     

同饮渭河水 共护母亲河——咸阳市古都环保世纪行组委会对渭河流域水污染防治工作情况调研采访综述

作为陕西人民的“母亲河”,渭河在巍巍秦岭与茫茫关山间流淌,润泽了千里沃野,也滋养了古代文明,见证了王朝兴衰更替,也承载了丝路融合交往.近日,为了贯彻落实省、市政府《渭河流域水污染防治巩固提高三年行动方案(2015-2017年)》,进一步做好渭河流域污染防治项目的建设、运行和管护,咸阳市古都环保世纪行组委会办公室、市人大常委会城建环资工委联合咸阳电视台、咸阳日报社,采取明察与暗访相结合的方式,利用十天时间对秦都、渭城、兴平、武功、泾阳、三原、乾县、礼泉、永寿、彬县就渭河流域水污染防治工作情况开展了一次集中调研采访活动.     

依法治国背景下的社会保障法建设研究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总目标。社会保障法是我国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法治国战略为社会保障法的建设与完善提供了重大战略机遇,一些立法上的难点问题有助于在法律体系协调推进中解决。当前,我国社会保障法建设存在法律体系不完善、法律制度层次较低、立法滞后于制度建设、法律执行力度较薄弱等问题。推进社会保障法建设必须与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及顶层设计相衔接,统筹协调推进。     

“关键少数”要发挥关键作用

全面依法治国是一项艰巨浩繁的系统工程,是国家治理领域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如何依照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制定的总蓝图成功地领导和推进这场革命,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各级领导干部在推进依法治国方面肩负着重要责任,全面依法治国必须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领导干部要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带动全党全国一起努力,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上不断见到新成效。     

给思想装上“杀毒软件”

<正>"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悄然来袭,工作失去了上进心和激情,"精神懈怠"侵蚀内心……作风之弊严重腐蚀了党员干部心中的"防火墙"。如何筑牢防火墙?如何给思想桌面装上杀毒软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严治党首先要从思想上解决好党员干部理想信念问题。省委书记王东明强调,要把思想建党放在首位,着力解决"总开关"这一根本问题。思想滑坡是最严重的病变"工作不主动的根源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没有拧紧。"     

民间法研究的理论反思——从公共性重构过程中民间法可能贡献切入

民间法研究已有长足进步但仍无法融进主流法学,理论提升不够是重要的原因。既有的研究由于自我限制于法学的规则思维并假定民间法为既定规则,忽略规则与时代间的互动及可建构性,使得研究陷入迷津。要提升研究的理论层次,有必要将其与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提出的公共性重构勾连起来并作为时空背景,研究要反映与回应时代内在精神与要求。乡规民约在宋朝产生的逻辑对当下研究有很大启发,民间法研究必须要重构关于法治的思考,并以此反观与提升研究的品味与理论层次,促进民间法功能认识的清晰化。     

杨世学:匠人心

打电话给杨工:"你现在还记着笔记吗?" "记呀!工作中有什么事情,还是记下来比较方便些,好整理学习." "那你从进厂到现在,一共记了多少本笔记本?" "哎呀!这还真没数过." "好,那就给你一个任务,抽点时间数数,然后报个准确的数字给我……" 十几分钟后,电话响了,"25本!我全部刨出来认真数了一遍."     

中国法史及法史学研究反思——兼论学术研究的规律

中国法史及法史学的研究自上世纪初形成以来,在法学界或为炙手可热的"学科",或为可有可无的"冷门"。这种冷热两极现象的背后,反映的是对学术目标的多种误读。比如,盲目地主张"创新",单纯地强调学术服务于"时势",本末倒置地将"学科"完善视为学术的目的等等。正是这种学术目标的误读,导致中国法史研究长期纠缠于方法的争论而忽视基础问题的研究。纠正学术目标误读的方式在于充分认识并尊重学术研究的规律,对基础问题的研究应在"传承"中创新;培养学人的独立品格,逐渐改善人云亦云的学风;将学科视为学术研究的途径而不是目的,以促进而不是桎梏学术研究的发展。     

专利侵权法定赔偿中的主体特征和产业属性研究——基于2002-2010年专利侵权案件的实证分析

我国专利侵权法定赔偿存在明显的产业区分特征和多种赔偿计算方法并用倾向。从参考因素看,除权利类型和专利许可费用外,对于快速消费品案件,法院侧重于侵权人生产规模和侵权产品价格;对于耐用消费品案件,法院还会额外关注侵权人的销售范围和侵权行为;对于高新技术产品案件,法院则会参考原告的赔偿请求,并重点关注侵权人有无恶意行为或侵犯国外专利权人的情形。新《专利法》实施后,高新技术产品法定赔偿额有显著提升。在原告损失或侵权获利部分确定之前提下,法院应结合产品的行业特点对不确定因素进行法定赔偿,赔偿总额允许超过100万元限额,对于专利经济贡献难以量化的高新技术产品专利纠纷,应考虑引入技术分摊原则和差额利润法,减少法定赔偿原则的适用。     

有利的法——实质正义的极端化

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在部分涉外关系的法律适用方面要求选择"有利于保护"某一方当事人的实体法。这种规定虽然有体现冲突法实质正义追求的积极意义,但也为法院查明和准确适用外国法增加了难度,不利于司法任务的简单化。所谓"有利的法",要求法院在众多可适用的法中,通过比较选择一个能最好保护一方当事人利益的实体法,这其实是美国"最好的法"选法方法的翻版。冲突法实质正义的趋向应当是有限度的,不应取代实体法所应发挥的作用,否则会破坏法律选择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丧失冲突法的规范价值和存在意义。鉴于该法生效时间不长,一时难以修改,可以考虑通过司法解释对之予以适当矫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