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区划改革的目标何以达成？——基于行动研究的过程分析

中国行政区划研究的政策性与应用性极强，然而学界对政区改革的“黑箱”过程却知之甚少，理论与实践存在一定落差。本研究团队在林城实施了行动研究（Action Research），并基于学术积累、当地提供的基础资料以及实地调研座谈所得信息，明确政区调整的动因与风险，助推政区改革顺利完成。本研究在理论上检验了政区调整经济导向的发展逻辑、权力导向的政治逻辑以及公共服务导向的治理逻辑，阐明了地区结构变迁与行政区划改革之间的关联，并结合政区改革实践明确指出产业结构转型、体制关系转变和管理模式转换与建制变更、空间重组以及组织重构需求的生成紧密相关，从而丰富了政区改革动因的理论基础。在实践上，本研究团队通过具体的干预行动，为难度较大的“回调型”区划调整方案顺利获批奠定了基础，并为未来政区改革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与实践经验。     

一个人口小县的机构大改革

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角度来讲,对人口小县进行机构改革是一个趋势从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出发,沿着车流量稀少的跨省高速公路行驶两个小时,便可以抵达河曲县。这是一座行政区划归属山西省忻州市、常住人口不足13万的小县。县城四面环山,位于黄河拐弯处,是走西口的源头。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行政区划调整的空间治理机制

行政区划作为权力结构和行政体制的空间投影，调整行政区划是塑造空间治理格局、提升空间治理能力的重要基础和必然要求。现代国家建设进程中的制度供给、治理体系构建与治理能力发挥的支撑关系，以及全面深化改革在现代化背景中的治理意义，要求持续优化行政区划体制。行政区划调整蕴含空间生产和尺度重构的价值功能，有利于规范国家治理中的权力运作，保障社会主体的权利行使，并通过均衡资源配置来增进空间正义。根据行政区划的实质内容及空间治理的价值目标，推进新时期的行政区划调整，需要集中处理好政府改革与社会治理、顶层设计与地方探索、地理区域与制度场域、本土实践与域外经验这四组关系。     

行政区划调整中的尺度重构：规则、实践与理念——以湖城撤市设区为例

近年来，尺度这一概念被越来越多地应用于我国城市治理议题包括行政区划调整的研究之中。基于对尺度概念的多重本体论认识，行政区划调整中的尺度重构同时存在作为规则、实践与理念的三维面向。不同维度的尺度重构既相互关联又相对独立，其中的复杂互动对行政区划调整的现实进程和走向产生深远影响。在此框架下从微观层面剖析尺度重构不同维度的表征及其差异，并对其中的互动关系进行探讨，深化对行政区划调整运作逻辑的理解，进一步丰富尺度重构理论体系，推动其在中国情境下的发展和实践应用。     

司法“去地方化”改革反思

基于“司法权是中央事权”这一论断，2013年以来的司法改革力图通过司法权的中央化来祛除司法的地方保护主义。在中央确定的两项主要改革举措中，推进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省级统管，因受地方各级人大产生同级法院、检察院的宪制约束，以及各地方财政资源不平衡现实的影响，只能实行“有限统管”;设立跨行政区划法院、检察院，因存在宪制空间上的争议无法形成统一的认识，一直停留在试点阶段而踟蹰不前，改革路径也在司法机构创制和管辖制度调整之间来回切换。实际上，地方法院、检察院不仅具有“国家性”,而且“地方性”也是其内在基因，司法地方保护主义的产生，并非根源于法院、检察院的地方性，而在于法院、检察院行使司法权时被属地体制性地行政化。只有按照法治的要求和司法的规律，合理确定司法权在地方权力结构中的地位，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才具有可依赖的前提和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