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公务员制度改革的先行实践

<正>公务员作为政府计划的执行者,其办事效率直接决定着行政的效能。实行好公务员制度改革,可以牵一发而动全身,对于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在当前改革进入深水区的关键阶段,如何理顺政府、社会、企业的关系,使之摆正各自的位置,关系到下一阶段的改革是否能够顺利开展。在这种状况下,改革既要"触动利益",也要"触动灵魂",只有拿出改革的胆量与魄力,在改革阻力最大的领域着手,才能使改革获得社会的广     

民事释明权理论在刑事诉讼中的导入——以“审判中心主义”为视角

"审判中心主义"的前提和基础是庭审实质化,实现从"粗放型庭审"到"精细型庭审"的转变,而庭审实质化则要求控辩双方在庭审中充分对抗,为此需要扩大法律援助的范围,提高律师辩护质量,建构一支足够与控方抗衡的力量,但是这个目标的实现还需要较长时间。因此,需要转变视角,将民事诉讼中的释明权理论引入到刑事诉讼中,发挥法官的能动作用,通过法官释明权的行使,弥补控辩双方之间失衡的力量。为了防止法官滥用释明权,威胁法官的中立性,有必要从释明的范围、释明适用的阶段、释明的方法、释明的界限以及释明的责任等方面对法官释明权进行一定的规制,此外,可以尝试通过案例指导逐步构建完整的刑事释明制度。     

我国刑事司法精神病鉴定启动权配置的反思

司法精神病鉴定作为判断行为人刑事责任能力的重要手段,其结果是影响定罪量刑的重要因素,但启动司法精神病鉴定的决定权却由司法机关独揽,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无法自行启动。这种控辩失衡的启动权配置不仅违反正当程序,也不利于消除事实争议,具有程序和实体上的双重缺陷。过于职权化的启动权模式有着理论研究不足和受现实因素制约的双重原因。为此,一方面要增强辩方启动精神病鉴定的主动权,并为其提供相应的救济机制,另一方面要加强对司法机关启动权的规范和监督。     

中美律师-委托人特免权比较研究与启示

保密原则为委托人创造了沉默的权利,构建了美国律师职业伦理的框架性原则。特免权是保密制度的核心,对律师履行职责至关重要。援引特免权对抗外部调查需要满足主体要件、法律性、保密性等条件。经历“吹哨者运动”,美国法院试图将委托人豁免权应用于公司和政府实体的实践,邮件通讯的保密性质疑随之而来。这都极大冲击了律师保密原则。我国大陆地区律师保密制度方兴未艾,存在权利属性缺失、救济途径单一、片面倚重行业自律等问题。对保密原则较为发达的美国制度进行探究,在此基础上提出将当事人纳入权利主体、赋予保密义务的权利义务一体性,扩大保密制度保护区间,救济程序中引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几点设想。     

《西亚非洲》稿约

1.本刊主要刊登研究西亚非洲地区政治、经济、国际关系、历史、宗教、文化和社会问题的学术论文,欢迎投稿。2.来稿应注重学术性和理论性,并在立论和论证严谨的基础上突出新意:选题新、观点新、材料新、方法新,至少"四新"中有一新。     

让法治成为领导干部思想行为的基本准则

法治正日益成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各级领导干部是否具有法治思维、能否善用法治方式,关系到法治浙江建设的深入推进,关系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浙江的实现。我们必须把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和能力建设放在更加突出位置,着力破除影响和制约领导干部厉行法治的旧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切实增强法治意识、崇尚法治权威,提升依法办事能力,让法治成为领导干部想问题、做决策、办     

房地产企业成长风险测度研究——以中西部地区房地产上市公司为例

从房地产企业风险形成的外部诱因与内部诱因两个层面构建房地产企业成长风险测度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计算各项测度指标的权重,并以此结合可持续发展风险指数和协调发展风险指数展开科学计算,就中西部地区房地产上市公司成长风险进行具体的测度与评定,结论显示:中西部地区房地产上市公司成长风险还是可控的,但是也应该注意优化资本结构、加强资金流动性管理、提高其与环境匹配能力,从而降低房地产企业的成长风险。     

关注民事证据制度的立法完善

2012年4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二次审议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有关证据制度的改革再次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此次民事诉讼法的全面修订,既是客观反思现行法粗线条式的简约规定的良好时机,也是系统总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民事证据规定》)     

论被伤害权对同意效力范围的限制——兼论被害人同意在三阶层犯罪论体系中的位置

对于人身伤害,被害人同意通常被认为是无效的。现实中,法院往往以保护被害人或者第三人的利益为由,否定被害人同意的效力。然而,由于有大量的例外情况存在,且其得不到合理的解释,这使得被害人同意的效力充满了极大的不确定性。揭示同意对行为之评价产生影响的机制,则可以降低这种不确定性。根据规范说和伦理主义,被害人同意系故意伤害罪的正当化事由,并非是犯罪构成要件要素。故意伤害禁止所保护的法益是人们的自决权和人格尊严等重大利益,被害人同意的效力实质上都是有效的,其只是否定行为的侵权性,并不否定行为对人格尊严的侵犯。这样,被害人同意只能阻却行为的部分违法性。如果在实体上有充分理由,被害人同意则可以完全阻却伤害行为的违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