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权力优位文化对我国检察制度改革的影响

公权力优位是中国权力文化的特点之一。尽管当代社会在生产方式、社会结构及伦理基础方面均发生实质性变迁,但公权力优位的传统文化至今仍然深刻禁锢并影响着现代人特别是广大官员的思维模式、行为习惯和交往方式。比如过度适用刑法解决民事行政事务、“官本位”思想及公权力过度介入市民社会等都是典型例证。当前,检察制度改革应当以公权力优位传统文化为突破口,在刑事诉讼中要注意宽缓刑事政策的适用和加强人权保障;要进一步强化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的侦查权力;进一步拓展和加强检察机关对行政权的检察监督,把行政权力“装进”制度的“铁笼里”。     

廉政短信

汉朝实行行政权与监察权分离,从中央到地方设立了专门的监察机构。从两汉中期开始,对中央机关高级官员的监察逐渐变为多重监察。     

行政权的边界意识及其法律培植研究

行政权边界意识以哲学上的意识和边界意识为认识前提,以行政权本身为成立和运行载体,由行政权的执行者在头脑中形成与刻意.行政权边界意识的主要范畴主要包括：行政权与公民权的边界意识、行政权与共同公权力的边界意识、行政权的时空边界意识、行政责任与社会责任的边界意识.行政权边界意识的观念提升,宪法、法律以及判例对行政权与公民权边界的明确,公民权利意识对行政权边界意识的反致作用,是行政权与公民权边界意识的法律培植.而行政权与立法权、司法权边界意识以各自的权限为基本意识架构,在责任上,禁止行政责任之社会责任化承担.     

重作判决的立法思考与司法适用——以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关系为视角

本文认为,行政权和司法权是分工合作、监督制约的关系,两者关系的定位是重作判决立法的重要考量,亦应是重作判决司法适用的判断依归.人民法院在厘清两者关系的同时,应充分发挥司法能动性,加强对行政权的监督和制约,注重行政诉讼重作判决的适法统一.     

论地方行政权力清单制度及其法制化

权力清单本质上是对行政法律法规中有关行政权能的细化、整合和集中,它进一步明确了行政权的范围并将政府权力置于阳光下,具有控制和规范行政权的作用和价值。在当下的地方政府权力清单推行过程中,存在着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不主动、不积极,权力清单的内容不完整、不客观以及不合法等问题。必须将地方政府权力清单制度予以法制化,这是稳步推进权力清单制度顺利推行的需要,是确保权力清单内容合法性的需要,也是保证权力清单内容得以顺利实现的需要。要以法律或行政法规的形式对权力清单制度进行明确规定,并以地方性法规的形式对权力清单的内容及其制定程序予以法制化。     

行政职权之处分研究

传统上认为“行政职权不可处分”的观点,实质上与行政权、行政职权的属性存在冲突和矛盾.在行政法理论和立法、司法、行政执法实践中,广泛存在着行政职权处分的情形,而且意思自治、不确定法律概念、实质法治主义等理论和现代法治实践的客观需要,都为行政职权处分的正当性、合法性提供了内在和外在的驱动力.     

刑事执行权的行政权定位及其影响

刑事执行权在授予刑事执行机关行刑权力的同时,也提供了刑事执行存在的合法性。在刑事执行权的权力属性问题上,存在着司法权说、刑事行政权说和司法权、行政权统一说等不同见解。尽管行刑权与量刑权同属于刑罚权的范畴,但性质截然不同。行刑权的主体应当是行政机关,其执行的内容不具有司法权属性。将行刑权定位为行政权,不仅有利于明确行刑机关的职能,推进刑事执行主体的变革,而且有利于规范行刑机关的行刑,保障刑事执行的有序有效以及罪犯的合法权益。     

论行政机关行政权利

提到行政机关,人们想到的往往是权力而非权利,对于行政机关是否可以享有权利,传统观点持否定态度,认为行政机关应摒弃权利。但行政机关的权利以及行政人员的权利是不应彻底拒绝的,并且也是确实存在的。只有正视行政权利、保障合理性行政权利,才能使权力的行使更为有效。     

浅析行政权对司法权的干预

随着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深入,司法独立已经引起了法律界人士及广大公民的关注。但是,在实际的司法活动中,司法独立的实践却几乎止步不前。干扰我国司法独立的因素有很多,其中,行政权对司法权的干预是影响司法独立的一个重要因素。只有在分析我国行政权能够对司法权干预的原因及表现的基础上,才能提出避免行政权对司法权干预的对策。     

侦查权的困境与进路——以赋予侦查权司法属性为基点

当代刑事诉讼的发展体现着诉讼重心前移的趋势,公诉机关不起诉裁量权的扩大应用便是明证之一。对于同为审前程序的侦查阶段,是应时而变还是固守本色,无疑是当今诉讼法学界的重大课题。在实务中,侦查机关及时终结刑事诉讼程序,减少进入审判程序的案件数量,事实上行使着消极刑事裁决权这一具有司法属性的权力。而侦查权的基本权属实为行政权,此时论证、赋予侦查权的司法属性是解决这一形似“悖论”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