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符号的刑法保护

国家符号是一种特定的符号类型,可表现为文字、图案、人物形象等形式。国家符号附着于物质载体而存在,兼具社会事实属性和规范属性。社会事实属性表现为客观性、外在性、普遍性;规范属性可从重要性、积极性、法定性三方面进行判断。国家符号的社会事实结构形成于前国家的人与人的合作关系,并参与了国家的形成和运行条件的形塑,因此,侵害国家符号犯罪的保护法益为国家运行条件。国家运行条件是一种集体法益,对其刑法保护的范围受到两个方面的限制:一为基本权利的限制;二为最后手段性的限制。在国家符号犯罪的具体解释上,首先,应当恪守刑法条文的文义边界,准确界定条文文义;其次,在文义边界之内,可对侵害国家符号的不同犯罪类型进行目的性限缩。目的性限缩可从公共性、主观要素、行为方式三个方面展开。     

正当防卫误判风险分担规则的建构

关于正当防卫误判风险的分担规则,事前标准说、事后标准说与归责标准说均存在缺陷,应从正当防卫客观要件是否含有推测性质及防卫人权利保护层面着眼判断。首先,从文字表述上看,"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并不含推测性质,因此不法侵害是否开始/结束应采事后判断标准;而防卫手段的必要性则含推测性质,故应遵循事前判断立场。其次,正当防卫乃是主观权利的衍生权,在防卫手段必要性的判断上,事前标准乃是贯彻权利保护的必要机制。相反,只有事后确认存在不法侵害,才有权利保护可言,故在不法侵害是否开始/结束的判断上采取事后标准更为妥当。最后,即便采取事后标准,在否定正当防卫的成立后,仍需检验防御性紧急避险的适用可能。     

解决民生问题过程中政府行为存在的问题分析

民生问题关系国家发展与社会和谐,高度重视民生问题是我们党和国家一以贯之的理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民生问题得到了显著改善,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民生问题也在改革发展中不断变化。如今的民生问题,已由过去单纯注重物质生活需求转向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要求并重。当前,党和国家政府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就业是民生之本,教育是民生之基,分配是民生之源,社保是民生之依,稳定是民生之盾,民生问题已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迫切需要解决。     

博览之窗

民主集中制执行得不好不能担任市地州盟党政正职《关于加强市(地、州、盟)党政正职管理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的印发和实施,是中央加强对重要岗位干部重点管理的又一重大举措,受到各方面关注。《规定》重点对完善提名、加强考察、推进交流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要求。针对市地州盟党委书记多由     

艺术赢了,香奈儿也赢了

将艺术与品牌巧妙融合在一起,让艺术成为品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今已成为奢侈品牌一种强有力的促销手段"服装是一门生意,不是艺术。我们不是艺术家,我们是服饰供应商。服装不是挂起来展露的,是拿来卖的。——嘉柏丽尔·香奈儿"幻灯片上,投影着这样一句话。这是上海当代艺术馆"文化香奈儿"展的开幕讲座,说这句话的主人在当时估计不会想到,半     

从检察管理角度看检委会制度的不足与完善

检察管理,是指检察机关为了提高系统法律监督效能,有效地行使检察权,运用现代管理的理论、方式和现代科学技术手段,有意识、有组织、有计划地对本系统、本部门的机构、编制、人员、业务、后勤等进行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安排并根据发展变化着的情况进行不断的协调和控制的一切活动的总和。检察委员会(以下简称"检委会")制度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检察机关内部决策体制,能否纳入检察管理制度体系,继续发挥优势作     

信息化助力党建科学化

从2009年以来,杭州拱墅区借助信息化手段,在全区范围内逐步构建起了一个广覆盖、立体化的基层党建工作信息化平台,包括党建网站平台、手机短信平台、QQ平台、微博平台等,促进党的工作向全社会各领域辐射、延伸,增强党建工作的社会影响力、凝聚力。     

挤压房价泡沫必须加强“细节管理”

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2011年《住房绿皮书》指出:35个大中城市平均房价泡沫为29.5%,福州、杭州泡沫指数最高,乌鲁木齐最低。在当前国家对房价频出重拳的情况下,各大中城市的房价依然泡沫高涨,这难免让人质疑国家宏观调控手段的有效性。     

“病了”的电子阅览室

电子阅览室是具有高技术水平和新型服务功能的文化信息网点，是依靠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技术平台，通过所提供的服务，方便读者利用现代网络技术和计算机多媒体手段获取全国文化信息资源的公共阅览场所。而由于管理上的“无法可依”，电子阅览室在一些地方却“变身”黑网吧。如何规范电子阅览室的管理迫在眉睫。     

运用科技手段提升廉政风险防控效能

近日召开的全国加强廉政风险防控规范权力运行现场会提出，要构建以规范权力运行为核心、以加强制度建设为重点、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支撑的廉政风险防控机制，不断提高预防腐败工作的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水平。这一思路和要求，进一步凸显了信息技术在反腐倡廉建设中的地位，对于如何运用科技手段提升廉政风险防控效能，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