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利益博弈中法官认证行为的规制

法官在关键证据的认定中会出现利益偏差并导致证据认定结论出现差异,这主要是对利益进行衡量的结果.利益衡量方法有助于提升法官的认证能力,但由于法官运用此方式的不规范性,因利益衡量偏差导致司法不公正的现象比较突出.利益衡量方法作为法学方法论,应当运用到法官证据认定环节.规范法官认证中的利益衡量应首先把握价值衡平方法,并在遵循一般规律的前提下依据不同诉讼形式分别采用不同的方法.     

情理与法律冲突时的利益衡量

情理与法律,既相对立,又相统一。情理是法律的基础,而法律是情理的升华与体系化。法官在适用法律解决纠纷中的重要使命,就是发现、阐明并应用蕴含于法律规则之中的“理”。这种理是法律的精神力量所在,也是司法权威的精神来源。法官在审理案件时,要在掌握法律基本原理的前提下,深刻领悟法律规则背后无形的法律精神。通过创造性的、合理的解释去弥补和完善法律存在的不足,能够平衡互相冲突的利益,实现法律与情理的和谐统一。     

落实“三个紧贴”要求 改进创新思想政治教育

我们坚持把理论学习与学习胡主席关于大力加强新形势下思想政治建设的论述结合起来．正确把握“三个确保”时代课题．认真贯彻落实“三个紧贴”任务要求,切实改进创新思想政治工作．不断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及时性针对性有效性。     

提升检察监督服务乡村振兴质效的创新路径——以L市为例

近年来,L市检察机关在发挥检察监督职能服务乡村振兴中做出一定成绩,但也存在检力下沉不到位、直接介入乡村治理深度不够、检察监督资源利用不足和自身功能发挥不稳定、机关法治建设溢出效应不明显等问题。适应新时代乡村振兴需要革新检察监督功能的办法,宏观上就是要进行检察环节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改变为办案而办案的思维习惯,将检察服务重心下移到基层一线,强化基层组织行权、治权监督,因地制宜地创新多种形式的服务方式。微观上,需要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系统性思维理论,按照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要求,遵循现代科学的“嵌合”原理,创造性地变“体系外”服务为“系统内”服务,变“帮扶式”服务为“责任式”服务,变“单元主导”服务为“多元协调联动”服务,变“参与式”服务为“嵌入式”服务,变“点面式”服务为“网络立体式”服务,改进检力下沉方式,以开放透明高效便民的信息化建设为基点提高乡村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     

大跃进运动兴起后的苏联在华专家问题——以黑龙江省及其档案资料为个案

黑龙江省的苏联专家工作,在大跃进运动兴起后出现了较大的失误和偏差.但是,针对这些失误和偏差,黑龙江省根据中央和国务院的指示规定,围绕着务虚、聘请、建议和生活等几个相关问题进行了及时有效的调整和改进.通过调整,在很大程度上纠正了存在的不足和偏差,并积累了相应的工作经验,增进了与在华苏联专家的深厚友谊,保证了苏联专家工作在调整中取得新的提高和发展.本文通过对相关档案文献的解读和整个调整工作的探讨,不仅透析了其间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而且就学界一些传统的观点也提出了一点新的认识.     

加强和改进市县人民政协工作要始终坚持“七个必须”

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新时代人民政协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就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对新时代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作出全面部署。深入学习好、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全面做好新时代人民政协工作,是各级政协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     

隐藏在行政解释背后的政策裁量:概念、定位与功能

现有研究承认公共政策介入行政执法和司法职能的事实,但鲜少有研究关注公共政策在法律解释中的功能。“吐槽医院被拘案”为讨论政策裁量在行政解释中的功能角色提供了契机。学理研究显示,行政与政策之间的相似性与现代行政国家的行政效率诉求促使行政机关实施政策裁量。我国的行政解释过程背后蕴涵着复杂的利益纠纷,为政策裁量提供了合适的研究论域。政策裁量的实质是在行政解释过程中进行利益衡量,以便于解决行政解释过程中的各类争端,同时引导行政解释结果适应社会发展方向。政策裁量内容对于行政解释结论具有正反双重影响。     

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如何发挥作用——温州市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调查

在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方面走在全国前列的浙江省温州市,在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方面作了积极的探索.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他们围绕"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该如何发挥作用"这个问题,提出"围绕建设‘活力和谐企业’的总目标开展企业党建工作"的思路,在创新中加强和改进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较好地解决了党组织的活动和非公有制企业发展的关系问题,扩大了党的工作的覆盖面,提高了党组织在非公有制企业中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抓铁有痕”见实效,“踏石留印”谱新篇——十八大以来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采取一系列举措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从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到开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新局面,从贯彻落实八项规定到切实改变工作作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全面推进,取得了明显实效。     

论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的规范演进与司法适用

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的修法设计和实践适用已引发诸多争议,反映出我国理论界与实务界在此问题上仍缺乏通识的话语体系及立法论和方法论的共识。从规范演进的视角来看,一般条款作为早期概念法学的产物,其新发展已呈现出立法论向方法论、强道德性向弱道德性、原则化向规则化、宽松主义向严格主义等鲜明转向。在此基础之上,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的规范适用应立足于“在立法论上缓和争执,在方法论上引致共识”这一出发点:首先,从适用主体和权限来说,为充分应对新经济、新业态、新模式所带来的监管挑战,未来应赋予中央一级的市场监管机构适用一般条款来认定非类型化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权限;其次,从适用空间和顺位来说,一般条款与具体条款之间具有严格的补充适用关系;最后,从适用标准和范式来说,对竞争行为的评价可遵循“确认制度利益”“评估利益损害的量”“考察利益损害的质”“符合基本原则解释与立法目的限定”这四个具体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