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汕尾:鼓足精气神 担当敢作为

近年来,广东省汕尾市围绕“三个区分开来”开展探索实践,建立容错纠错机制,激励广大干部在改革创新中履职尽责、担当作为。该市出台建立容错纠错机制的意见,明确容错纠错的总体要求、具体情形、认定实施程序、结果运用等事项。将全市各级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和基层群众自治性组织自上而下囊括进来,既适用于个人,又适用于单位。     

《刑罚执行:一个尴尬的现实话题》系列报道之一检察监督:是防不胜防还是力不从心?

2019年11月4日,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份刑事裁定,撤销了该院11年前对伊利集团前董事长、现黑龙江红星集团董事长郑俊怀的两次减刑,引发了社会公众广泛关注。由于当事人郑俊怀的特殊身份和其先后任职的两家公司的影响力,有关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敏感话题再次浮出水面。一直以来,对于罪犯的减刑、假释,各地在法律之外规定了繁琐的内部审批程序,使得开庭审理和公开听证在一定程度上流于形式,成了名副其实的“未审先判”。这种本末倒置的做法,与国家设立减刑、假释制度立法目的不相符,严重削弱了司法裁判的权威和公平公正,更影响到国家对监狱服刑人员的人权保障形象。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尽快规范完善刑罚执行制度,将所有的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等案件纳入统一规范的司法程序,使之步入法治轨道,已经刻不容缓。     

案外人依据另案生效裁判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法律适用

2010年4月,经申请人顾某申请,山东省青岛市A区人民法院执行查封被执行人邢某名下位于山东省潍坊市某小区的6套商业用房。2010年5月,江苏省南通市某置业公司起诉邢某、潍坊某置业公司,案由为确认合同无效纠纷。     

政治转型中的军人：军队特性与政变结果

军队特性是影响军队夺权结果的关键变量。在政治转型前，军队特性可分为自主性军队和依附性军队两类。这两种类型军队可从控制模式、介入政治纠纷程度和身份认同差异等三个维度进行区分。由于自主性军队和依附性军队在以上三个维度所存在的差异，导致了其在夺权行动中出现了行动能力、话语权建构和灵活性等方面的差异，从而最终导致了夺权结果的不同。作者以埃及、土耳其和伊朗三国军队为案例，阐述了政治转型之前军队特性对转型之后其夺权结果的影响，进而分析军队在政治转型后与文官争夺的主导权的斗争中获胜的原因。自主性军队行动能力强，同时凭借其军事特性可以实现与前政权的脱钩，并且其长期以来在民众中积累的话语权和灵活性优势也使其在与文官势力的博弈中占据上风，因此能够夺权成功。而在依附性军队中，由于其缺乏自主决策能力，并且紧密卷入前政权事务，因此其难以获得民众的支持，并会成为新上台政治势力首先消灭的对象，故而其夺权行动往往失败。     

当事人真实义务立法与民诉法诚信原则的裁判适用

当事人真实义务与民诉法诚信原则,不管在理论上的涵摄关系如何,二者都具有同质性,在立法上具有相互替代和相互说明的效果.新《民诉法》第13条第1款规定的诚信原则,迄今在裁判中被援引适用的情形极少,这从侧面说明,真实义务原则的立法在我国当下并不急需,也无实效.在现有民诉法框架内,通过直接援引适用诚信原则条款和强制措施来规制当事人的虚假陈述,条件成熟时再将诚信原则的适用主体予以细化,并对虚假陈述的具体制裁或程序救济予以完善,不失为明智和务实之举.     

立法引擎升级助推法治进程

前不久,在万众瞩目之中,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以赞成2761票,反对81票,弃权33票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修改立法法的决定。立法法,这部"管法的法"实施15年之后,被赋予新的使命。张德江委员长在闭幕会上的讲话中强调,立法法修改,进一步完善了立法体制,明确了立法权限,健全了保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的机制和程序。这对于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立法工作,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     

前科作为定罪条件后不能再作为量刑情节

【裁判要旨】前科在作为定罪条件后不能再作为本次犯罪的量刑情节,否则有违禁止重复评价原则。同时,因行为人的后一行为不符合累犯的构成要件,此类案件的被告人不属累犯。口案号一审:(2014)龙刑初字第21号二审:(2014)赣中刑二终字第83号【案情】公诉机关:江西省龙南县人民检察院。被告人:蔡常峰。江西省龙南县人民法院经审理查     

噪声污染损害赔偿责任不以违法性为要件

【裁判要旨】变压器低频噪声致受害人长期头痛失眠,后跌倒受伤,尽管居民楼内低频噪声污染的认定尚没有国家标准和地方标准,不具违法性,但只要噪声污染具有危害性,且与损害存在因果关系,污染者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在因果关系无法确定时,由污染者举证,无法证明不存在因果关系则应推定因果关系成立。     

论非典型性无罪

随着“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逐步深入，我国的无罪治理亦将呈现出一些全新的特色。以往，裁判权针对部分具有典型意义的案例所做的否定性评价往往更容易引人注目，而近五年来，无罪裁判的基数增长则更多体现为某些具有常态特质的案件类型。为了追求司法精密化的理想效果，需要着手将此类“非典型性无罪”予以系统规制。当然，这种无罪治理方案必须以相关概念内涵的充分解构为前提。故而，S市近五年的生效无罪判决就供给了难得的实证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