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轨迹与动力考察——以2001年以来CSSCI数据库中的相关论文为例

对2001牟以来CSSCI数据库中937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文进行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分析后发现,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发展轨迹主要表现在研究论域的扩展、研究视角的转换两个方面;推进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动力主要表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重大事件的带动、多学科攻关的引领、交流活动的推动四个方面.     

民生与财政:一个财政社会学研究框架

民生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和规模不能作为衡量民生财政的标准。讨论中国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问题必须在进一步明确民生这一概念的内涵的基础上探讨民生问题的实质并建立一个分析民生与财政关系的理论框架。本文通过概念辨析将民生看成是生活机会与可行能力的函数,进而将民生问题的实质界定为基本权利平等化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根据财政社会学思想,本文将财政制度看成是对生活机会和可行能力的基本制度安排,进而在区分财政制度类型的基础上分析了不同财政制度安排与生活机会和可行能力的内在逻辑联系。最后,本文根据该理论框架从三个方面对中国民生与财政关系研究提出了初步设想。     

我国律师事务所发展模式探讨——以湖南裕邦律师事务所“五化”模式为视角

文章介绍了我国律师事务所发展的概况,论述了研究发展模式的基本方法;重点探讨了湖南裕邦律师事务所是如何坚持科学发展观,走内涵式发展道路,通过五年的努力和创新,取得了全面的发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五化发展模式,在同行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提升了律所的核心竞争力,为未来的发展打开了广阔的空间。通过论述该所在理论上的创新和实践中的发展,重点解读了五化发展模式的内涵。     

高校专业“兴趣化”培养的意义与方法探究

专业兴趣是指学生对自己所学习的专业所持有的喜爱和探究的积极态度,而目前大多数的高校学对自己的专业的兴趣度不是很高。针对这第一问题,文章对高校学生专业兴趣缺乏的表现及其原因进行了分析,并详细的阐述了对高校学生专业兴趣的培养方法,从学生本身到老师的作用来讨论如何加强高校学生对自身专业的兴趣度。     

空间生产思想发展轨迹辨正：从“两座高峰论”到“三个阶梯说”

亨利·列斐伏尔、大卫·哈维是对“空间生产”问题做过深入系统研究的“双子座”,长期以来,学术界把列斐伏尔和哈维看作是“空间生产”思想发展史上的“两座高峰”。但笔者认为,列氏和哈氏两位大师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在各自的研究中都不约而同地“回归”到马克思的著作中去不断吸收和汲取营养。因此,与其说列斐伏尔和哈维是“空间生产”思想发展史上的“两座高峰”,不如说卡尔·马克思、亨利·列斐伏尔与大卫·哈维是“空间生产”思想发展的“三个阶梯”,因为他们三者之间是一脉相承的三阶递进关系。深入发掘马克思、列斐伏尔和哈维“空间生产”思想发展和衍化的内在逻辑,其意义不仅在于理论史、思想史,对增强我们的空间意识以及发展空间生产的实践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用“五化”开创新时期高校共青团工作新局面

高校共青团组织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力量,同时是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执行者,是促进高校健康发展的有效组织者。共青团组织要结合新时期的工作特点,不断推进共青团工作的有序开展,不断创新工作方式、工作机制,用“五化”开创团学工作的新局面。     

“改头换面”还是“脱胎换骨”——从劳动教养制度的停用谈起

2013年1月7日,全国政法工作会议正式提出,将在2013年全面停用劳动教养制度,具体的改革方案仍在研究当中。劳教制度造成了大量的法制乱象,制度本身涉及的国家公权力配置问题以及制度废除后留下的法律空白问题,是阻碍其被废止或改革的重要原因。作为劳动教养替代品的违法行为教育矫治制度,应以人权保障、程序正义为出发点,严格限制对象范围与适用程序,以教育矫治为核心价值,吸纳社会力量,变革处遇方式,与社区矫正制度相衔接。     

推进“两化”互动统筹城乡发展

实施“两化”互动、统筹城乡发展总体战略,是在新的历史时期推进科学发展的重要实践.我们要准确把握这一总体战略的科学内涵,把“两化”互动、统筹城乡作为推进跨越发展的主路径和主引擎,全面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城市整体竞争力和区域综合竞争力.     

论私有公用设施的公物化

私有公用设施之上私人权利保护和公共利益两者之间的冲突,致使私有公共设施的法律规制存在极大的困境。运用比较研究方式,以法国公产、德国公物中的公共使用为视角,提出解决私有公用设施问题的路径是将私有公共设施公物化。在分析私人公物之上公权力介入的必要性的基础上,借鉴台湾私物公化的经验,立足我国公私二元物权结构,为私有公共设施公物化梳理参考路径,最后在具体案例中进行私有公用设施的拟制运用。     

人民法庭政法传统之形成及其迭嬗

政法传统系指在法律和司法活动中强调以共产党社会治理目标为核心并为其服务的一整套话语、知识以及权力的实践逻辑。其并非某种理性设计的结果,而是在革命斗争的长期实践中逐步形成的,是应对新政权在建立和巩固过程中之需要而产生的。以文化大革命为分界,人民法庭的政法传统大致经历了由台前的极端政治化至幕后弱政治化两大阶段。文革结束以后,司法解决纠纷的社会功能日益凸显,但由于我国一体化的权力架构及组织形式并未发生实质变化,司法与政治间的从属关系依然存在。这种工具主义与自治化的内在张力,对我国基层司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