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是反腐倡廉之本

本文提出反腐败是个法律问题,并从腐败的特点和规律、我党发展的历史经验,以及从我国国家和法的性质上阐明了法治是反腐倡廉之本。所以说:腐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反腐败的方法是否正确,只要我们有正确的态度,用正确的方法,腐败问题就一定能够解决。既然反腐败是个法律问题,我们就应当用法律手段来解决,也就是要依靠法治反腐败。因“法治”能从根本上预防、限止和杜绝权力的滥用。     

美妙的结合 心灵的佳诗—介绍著名画家李夜冰及其作品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工艺美术学会会员,山西省国际文化交流画院院长、山西省文史研究馆馆员,高级工艺美术师,李夜冰先生是山西省著名画家,他的绘画已蜚声画坛,名扬海外,他曾应邀到英国、日本、香港、澳门等地举办个人画展。2000年,由中国、泰国、马来西亚、日本、韩国、美国等国家的90位画家,在曼谷举办国际性的精品大展。李夜冰的荷花图《夏韵》被评为金奖,受到评论界和新闻界的高度赞扬。李夜冰1931年出生于河北井陉县一个农家,从事美术创作已50多年,作品多次参加全国及国际性画展,并多次获奖。李夜冰对油画、版画、年画、水彩、水粉…     

和谐社会的本质是法治社会

《周礼》云：“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柏拉图认为“公正即和谐”，空想社会主义者则提出“和谐制度”……显见，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是远古还是现代，构建一个富足祥和，人人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充满活力的社会，始终是人类社会孜孜以求的梦想。     

建设“法治浙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

建设“法治浙江”是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浙江的具体实践。当前，我省正站在“十一五”发展的新起点上，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攻坚阶段，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省委提出并推进“法治浙江”建设，与十六大以来省委作出的深入实施“八八战略”、全面建设“平安浙江”、加快建设文化大省、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等重大决策部署，有机构成了我省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     

加强罪犯普法教育的建议

2004年3月22日,国务院发布《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是年7月1日《行政许可法》正式实施。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是《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和《行政许可法》的共同主题。法制建设是依法行政的前提,依法行政是法制建没的归宿。司法行政机关作为政府组成部门,其法制工作的质量,直接标志依法行政的水平。那么,如何加强司法行政法制工作?     

法治的文化伦理基础及其构建

建构和培育与法治相适应的文化伦理基础，是法治及其实现的本质规定和内在要求之一。本文侧重从中西法治历程比较的角度探讨法治与法文化伦理之间的内在联系，回顾和分析我国现阶段法文化伦理基础缺失的社会历史原因，并在这个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对策：把法文化伦理基础的建设与市场经济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人文精神融入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有机构成之中去，并将其列为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主体性内容；充分重视本土文化伦理资源，积极开拓利用其中的有益成份；切实树立大法学教育观，探讨和建立各门学科和各种传媒通力合作的法文化伦理教育传播机制，以促进我国法治文化伦理基础的形成     

要高度重视国家统一司法考试

实行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制度，是我国法制建设中的一件大事，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客观需要，也是我国司法改革的一项重大举措。作为我国司法制度的一项基础性的制度，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制度的确立和实施，为建设我国高素质的司法队伍和律师队伍，维护司法公正，提供了制度保障。实行国家统一司法考试，是国际上一种通行的做法，但对于我们来说确实是个全新的事情。我国原来实行的初任法官考试和初任检察官考试，基本上是一种内部的任职考试，不面向社会，资格和任职没有分离。原来的律师资格考试纯粹是一种资格考试，是面向社会…     

论宪法司法化

宪法司法化是宪政的产物，宪法司法化问题可以分解为两个命题即宪法的司法适用性和违宪审查权。宪法是依法治国的基础和前提，具有最高的效力。要使宪法成为真正的“法”，就必须发挥宪法的效力，将宪法引入诉讼，并建立完善的违宪审查制度。我国现有的制度框架完全可以容纳宪法的司法化。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法院可以对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据此，可尝试将行政机关制定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行为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法院有审查行政机关抽象行政行为的权力，可以直接宣布违宪或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无效。如涉及法律与宪法冲突时，则可提交人大常委会请求解释。这样既与我国的宪法规定不抵触，也实际上将除法律以外的规范性文件纳入了司法审查的范围。另外，法院在审理民事、行政案件找不到其他法律作根据时，可选择地直接适用宪法规范作为裁判依据。     

《大宪章》与英国宪法的起源

由于英国宪法是长期历史积淀的结果，具有独特的不成文形式，因而判断它的起源不可能以某一完整成文法典的制定为标准，只能以宪法基本原则的确立为依据。本文认为．王权有限、法律至上原则可以确定为英国宪法的基本原则，这个原则是在英国古代法治传统和封建法两大母体中孕育而成的。在相当时期内，该原则一直隐藏于封建法权关系的外壳中．13世纪初，基于英国王权与贵族阶层间的特殊力量对比结构与斗争性质以及反约翰人民大起义及其胜利所提供的历史契机．这一原则实现了从封建法形态向近代宪法形态的转交．其结果是《大宪章》的订立。在此后两个世纪内，《大宪章》对于英国议会的产生和议会制度的形成、人权保障及法治的早期发展仍然功不可殁．所以，《大宪章》作为英国宪法起源的标志是当之无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