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田主义”与战后日本对东南亚政策

20世纪以来 ,日本一向高度重视东南亚 ,把该地区视为与日本休戚相关 ,必欲加以控制的战略枢纽、资源供应地和销售市场。为了将这一地区纳入自己控制之下 ,日本早在 30年代就精心谋划了取代西方殖民势力的扩张计划。然而 ,随着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投降 ,1936年 11月在五相会议上确定为国策的“南进”政策以及后来在此基础上提出的“大东亚共荣圈”构想彻底破产 ,日本势力被逐出东南亚地区。战后 ,随着经济的迅速恢复与发展 ,日本将目光再次投向东南亚 ,以一种新的姿态迈出了“南进”的步伐。日本对东南亚政策是战后日本外交最重要的组…     

马克思主义与实用主义在中国第一次交锋的再认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对于当代中国的时代价值

1919年7月胡适发表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掀起了马克思主义与实用主义在中国的第一次交锋,并使之成为中国共产党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期成立的思想奠基礼。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成为胡适作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代表屡受批判的铁证之一。时过境迁,在世情、国情已发生巨变的当代中国,九十余年前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呼声,对于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仍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能源要素禀赋与俄罗斯产业结构初级化倾向研究

具有能源要素禀赋的俄罗斯借助国际油价大幅度上升的有利时机,扭转了经济长期衰退的颓势,并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但是由于能源产业在宏观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高,导致工业结构中产生了竞争力强的能源部门与竞争力弱的制造业部门并存的双重结构。同时,能源产品的出口具有绝对贸易比较优势。俄罗斯工业结构和出口产品结构过度倚重能源产业的局面,将可能使俄罗斯产业结构出现初级化特征,进而不利于俄罗斯提高产业结构水平。     

基于新型现代化的工具主义价值之省思

作为新型现代化的人化目标, 现代人格是教育现代化的终极关怀.由于科技功能的过分张扬和工具主义传统的根深蒂固,社会被器物化、教育被功利化.弥合技术和伦理之间鸿沟、促进边际人向现代人转型的应有之念是:实现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的良性互动,避免陷入专业化陷阱;摆脱工匠式思维定式,以对人的客观实在和价值存在的双重关怀为前提,对现有教育模式进行反思性建构;改变器物教育模式及流水线式人才培养机制,实现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有机结合.     

骗取贷款罪若干问题初探

骗取贷款罪是《刑法修正案(六)》新增罪名。本文通过分析其构成要件,对该罪犯罪形态、犯罪客体、单位贷款诈骗行为的认定、罪过形式等存在诸多分歧和争议的问题展开探讨,从而对该罪的认定和适用有所启示。     

浅谈司法信任的结构要素及其构建

在当代，信任问题已经成为民众口中的强势话语和社会各界研究讨论的热点。因为中国社会正在经历全方位的社会转型。传统的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的巨大变化导致人们在相互交往中。特别是牵涉到利益冲突时，普遍感到怀疑和焦虑，深陷于一种缺乏安全感的无根状态和信任危机之中。这种状况投射在司法领域，     

浅析欧盟对外"多边主义"战略

欧盟启动"南下"战略,欲建立"地中海联盟",并以其为推行对外"多边主义"战略的重要举措之一.欧盟对外"多边主义"战略在内涵上有三个特性,即制度性、效应性和功能性,突出为欧盟集体利益服务.与此同时,欧盟根据新的战略思想调整外交政策:在全球层面推行气候外交,在区域层面促进地区合作,在国家层面推进"多边主义"伙伴建设.欧盟外交战略调整将对国际关系产生重大影响.     

浅析我国民事诉讼法制现代化——以诉讼模式为视角

我国目前的民事诉讼法制情况与实现法制现代化还有一些距离,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我国一直以来的民事诉讼模式是导致我国民事诉讼法制现代化未能实现的重要原因之一。要使民事诉讼法制达到法制现代化的要求,就必须转变现有的诉讼模式,选择大陆法系的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以此促进民事诉讼法制现代化的发展,最终实现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制现代化。     

受贿罪死刑裁量要素之实证分析——以36个省(部)、厅(局)级官员刑事判决为样本

受贿数额大小及是否索贿是判处高官死刑的决定性因素,受贿次数及受贿行为是否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重大损失对死刑具有一定的影响。自首、坦白、认罪悔罪、涉案赃款是否退回或被追缴是死缓的决定性因素,立功或者其他酌定从轻情节对死缓具有一定的影响。从判决书内容来看,受贿罪死刑裁量方面主要存在如下缺陷:受贿行为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重大损失这一量刑要素普遍缺乏证据支持,社会影响是否极其恶劣、社会危害是否极大、民愤是否极大等因素较为抽象,容易造成操作上的随意性,案件中反映人身危险性的因素往往重定性,轻定量。上述缺陷导致死刑判决难以精确化和科学化,因此,应及时制定受贿罪死刑的量刑规范,并在死刑判决中加强量刑说理。     

试论罗斯福总统对待欧洲犹太难民的态度

1933—1945年罗斯福执政时期,也是纳粹德国反犹、迫犹逐步升级的时期,在法西斯侵略面前,他选择了“充当世界民主的堡垒”,在救助犹太难民上显示出人道主义的姿态。然而,在国内强大的孤立主义和反犹势力压力下,他是有所为和有所不为的。他的这一态度对犹太复国主义和其后的历届美国政府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