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避险限度条件的人性化构建——对一起生命避险案例的思考

被告人李某，女。某日傍晚骑自行车下乡，途中遇一男青年张某抢劫。当时天色已晚，四周旷无人烟，李某于是向对方表示愿意将自行车交给对方，但是车上的气筒是借人的，希望能留下。张某同意，李某便从车上拿下气筒准备离开。这时张某弯身检查车子的状况。李某趁其不备举起气筒猛击张某后脑，将其打昏，然后骑车逃离。她到了最近的一个屯子时，见只有一户人家有灯光，便上前敲门求救。这家只有母女在家，听其遭遇后深表同情，劝李某说派出所离这里较远，等第二天天亮再去报案。李某同意后与主人女儿同睡一床。     

在全省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摘要）（2004年12月11日）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深入分析了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在总结今年经济工作的基础上，提出了明年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和主要任务。刚才，宝顺同志代表省委、省政府总结了今年经济工作，对明年经济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我完全同意。希望各级党委、政府和各部门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的部署，切实做好明年经济工作。下面，我强调三个问题。     

丁某的行为应如何定性

丁某系N省委政法委副书记：1998年5月，丁某的战友原S省文化厅工作人员李某到N省，请丁某帮忙在N省办理赴澳门单程证。丁某先介绍李某与N省公安厅主管签证工作的副厅长王某相识，后又多次打电话请王给李办理一张赴澳门单程证。王考虑到丁是政法委副书记，答应帮忙办理。不久，经王签字同意，N省公安厅为不符合条件的李某办理了赴澳门单程证。     

我校2005年公安管理专业 第二专科学员招录工作顺利进行

随着上海建设国际化大都市步伐的加快和现代警务机制的确立，上海公安机关对高素质专业人才的需求也不断增加。为进一步适应上海公安工作和队伍建设发展的需要，培养高素质的公安人才，经国家教育部批准和上海市教委、上海市人事局同意，上海公安高等专科学校从2003年开始招收公安管理专业第二专科学员，将招生与招警并轨，严把进口关，以确保学员质量，提高公务员素质。     

版权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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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贩卖人口罪疑难问题研究

联合国打击人口贩运议定书经我国加入后，适用于内地与澳门。澳门贩卖人口罪的构成要件设计较先进，值得借鉴。贩卖人口罪包含行为、手段、目的三个要素。贩卖行为的含义比拐卖宽泛。贩卖人口的不法手段应“足以排除被害人意志自由”，使得同意抗辨被排除。剥削目的与谋利不同；剥削以使用或利用为本质，对不法手段有限制功能；剥削目的的认定一般要考虑被害人是否自愿，并与行为人的认识错误有关。     

论洛克的权利观

洛克是西方伦理思想史上经验主义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本文主要是在其著作《政府论》的基础上对洛克个人权利思想观点的研究,洛克在批判菲尔默爵士的＂君权神授＂的前提下,提出了影响深远的＂天赋自由＂的个人权利思想,洛克论述了权力行使的规范性,以及政府权力的来源,并且认为政府的权力只有在公民同意的基础上,才能形成一个合法的政府。     

利用漏洞转移财物行为的刑法教义学分析

“秘密窃取”的表述不足以彰显盗窃罪的客观不法，盗窃罪的实行行为应当被定义为违背他人意志，将他人占有的财物平和地转移为自己占有。违背他人意志即未取得被害人同意。在处理利用漏洞转移财物的案件时，应当注重运用预设的同意理论，只要在机器正常运行的情况下满足了机器设置者预设的规则以及客观化的操作程序，就属于得到了预设的同意的行为。在预设的同意的判定中，未被客观化的设置者内心保留意见并不重要。不成立盗窃罪的行为还可能成立诈骗罪。虽然机器不能被骗，但指导性案例表明应当越过机器考察机器背后的人是否被骗。不成立诈骗罪还要考察是否成立侵占罪。虚拟财产可以作为所有权的客体，但私自处分合同解除后应返还财物的行为并不属于侵占行为。     

法医DNA实践中的伦理问题

法医DNA始终在国际法医物证检验领域中占据核心地位,技术应用早已广泛成熟。近年来,诸多学者开始关注法医DNA伦理学方面的研究,目前该研究还处于初步探索阶段。本文是在伦理学已有学术基础上,从DNA数据库建设和亲子鉴定两个方面对法医DNA伦理学思想应用现状进行了初步探讨,并且参考国内外文献资料对伦理学思想在法医DNA实践中的应用原则进行了阐述,目的在于衡量法医DNA工作是否达到伦理方面的要求,其实践意义将在DNA数据库建设和亲子鉴定中起到重要作用。     

智能汽车个人数据保护——欧盟与德国的探索及启示

智能汽车的运行依赖于大量数据的收集,这给个人数据保护带来一定风险。数据类型、数据主体和责任主体的复杂性也使智能汽车数据保护面临法律适用的独特难题。本文研究欧盟、德国智能汽车相关的个人数据保护立法成果和经验,并立足于我国立法现状,探讨欧洲经验对我国的借鉴意义。我国目前数据立法偏重数据安全,对个人数据保护重视不足,但后者乃智能汽车产业重要竞争力之一,必须重视。我国在强化数据安全的同时,应努力澄清个人数据保护的基础概念、原则和权责,厘清知情同意机制与数据处理的其他合法性基础的边界,平衡自动驾驶所涉的各方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