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的限缩适用——兼论数据犯罪的法益侵害

数据蕴含的巨大价值引发了非法获取数据犯罪的刑法适用问题。本质上,该问题是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不法争议的外在表现与必然结果,解决的根源在于梳理获取数据的行为对象与样态,进一步解释数据安全法益的内涵。理论界对数据技术属性提供刑法保护以及法益独立化保护的主张,体现了刑法技术化倾向,与法益证成标准及法益理论初衷相悖。妥当的解释路径应当是将数据犯罪的刑法性法益定义为个人法益、公共法益或者国家法益的传统法益,行政法层面数据安全管理秩序法益只能作为先法性法益影响数据犯罪的量刑,以调和刑法保障性与谦抑性之间的紧张关系。基于此,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的适用方案应当是坚持本罪“法益保护传统化”的限缩适用以及“具体危险犯”的妥当适用标准。     

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的理论转向和规制边界——基于限缩解释论的立场

未成年人因身心发育尚不健全导致其合法权益易遭受不法侵害,《刑法修正案（十一）》中设立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但本罪在具体适用方面存在潜在的扩大化趋势。基于限缩解释论对本罪的理论基础和规制边界进行限定,通过对立法背景和相关案例的分析,建议在性犯罪的基础理论——性同意理论基础上补充性剥削理论,以此揭示本罪的实质特征。需要界定特殊职责、实行行为和其他出罪事由,以此进一步完善本罪的司法适用,以实现未成年人权利自由和打击犯罪之间的平衡。     

法的局限性及其司法矫正

根源于法本身的特性,制定法具有不可排除的种种局限性特征,然而以实现正义和公正为目的的法律,在被实施过程中必须弥补和矫正这种局限性带来的负面影响。通过司法途径来矫正法的局限性,不仅是正当的,也是合理的;法官在司法过程中对法律的解释、对法的发展和对法的局限性的矫正显得尤为重要和有意义,但是法官解释法律会受到种种因素的制约;为了更好的发挥司法对法的局限性的矫正功能,必须完善法官解释法律的体制和技术问题,而最重要的是解决法官素质问题。     

论事实解释——对事实认定中一种潜在机制的哲学分析

存在原本就存在解释,事实的认定离不开事实的解释。解释事实的前提是理解事实,理解事实需要具备理解的要件——前见。事实应作为解释的客体对象的同时又限定了解释的视角。规则留出的种种空白必然经法官予以填补,法官也借助于这些空间张显出对事实的个性化评判。解释不是一种事实的原本复制,而是一种创造性行为,一种个性化的建构事实"血肉"的行为。实现忠实于事实的要求有两个困难:一是究竟有没有"原事实"会形成不同的解释;二是对"原事实"的识别不能离开现实的因素。事实解释应受约束于各种可能性因素,这些因素综合起来确保了解释符合事实的理性方向。     

变更罪名实证研究

以最高法院示范性案例中的全部变更罪名案例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可以发现其中存在几对实然关系。变更罪名未必都有失公正也不必然体现实体公正,择轻变更未必都有利于被告,合法的变更未必是合理的变更,变更罪名给法律适用带来的不确定性根植于现行法律和法理之中。对其进行法律解释学和犯罪定义学分析,将有助于对变更罪名现象的解读和限制。     

WTO减让承诺表解释原则探析

WTO的减让承诺表,虽然产生于相关成员的单方承诺,但它也是WTO协定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应当按照解释WTO一般规则的原则和方法予以解释。在解释的过程中,应客观地根据减让承诺的内容而非任何某一方单方面的意思或预期来确定减让谈判双方的共同意图。单方承诺的特点决定了减让承诺的解释更多地需要诉诸补充解释方法,这种做法也更具灵活性。     

关于党办主任的自身修养

人的修养是后天的,内容包括方方面面,是人们在工作、生活中,经过一定过程的积累,修养成熟,既有自己的悟性,更需要外部条件,这里仅就此问题谈几点体会。     

隐藏在行政解释背后的政策裁量:概念、定位与功能

现有研究承认公共政策介入行政执法和司法职能的事实,但鲜少有研究关注公共政策在法律解释中的功能。“吐槽医院被拘案”为讨论政策裁量在行政解释中的功能角色提供了契机。学理研究显示,行政与政策之间的相似性与现代行政国家的行政效率诉求促使行政机关实施政策裁量。我国的行政解释过程背后蕴涵着复杂的利益纠纷,为政策裁量提供了合适的研究论域。政策裁量的实质是在行政解释过程中进行利益衡量,以便于解决行政解释过程中的各类争端,同时引导行政解释结果适应社会发展方向。政策裁量内容对于行政解释结论具有正反双重影响。     

刑事司法中的规范创制行为及其规制——以审判中心主义为视角

审判中心主义的确立是一个系统工程,纠正程序法层面上的侦查中心主义确属必要,但是在公安司法机关的“规范创制活动”中也存在一种侦查中心主义的倾向,值得警惕。公安司法机关的规范创制活动在诸多方面掣肘了法官的个案解释活动,造成了庭审虚化,背离了审判中心主义的要求。国家应在规范创制活动的权力配置、审查方式等方面加以改革,以实现法制统一和个案公正的有效衔接,保证审判中心主义的全方位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