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解释的博弈分析初探

为了追求刑法解释的合理性,学界已提出了诸多颇有见地的观点和立场,但依然没有一个得到普遍认同且合理的标准或者原则。由于标准或者原则是抽象的,可能会沦为再解释的对象,故此为获得合理的刑法解释,一种方法或者工具比一个标准或者原则更为实用。博弈分析作为一种方法或者工具来追求最优的刑法解释应被提倡。对某个刑法规范作解释不一定追求完美,但应追求和谐。     

中国的未列举基本权利

正在西方宪法语境中,未列举基本权利是一种重要的观念和方法。其重要性依托于实效性的违宪审查机制,正是通过这一制度平台,一个个具体的未列举基本权利被推断出来,进而深刻影响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比如在美国,20世纪60年代以来,由于修宪程序的困难,以及司法能动主义的兴起,联邦最高法院在未列举基本权利的保障上,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结社自由、婚姻隐私权、堕胎权、学术自由权、平等选举权、迁徙自由权等,无不是通过宪法解释和宪法判例确立起来的。我国宪法学界对未列举基本权利的研究,     

“协助抓捕同案犯型”立功的司法认定——以二则判例分析为视角

正我国1997年《刑法》第六十八条明确规定了立功,将其作为独立的量刑制度。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98年《解释》)第五条细化了立功的表现形式。但是笔者发现,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对协助抓捕同案犯行为能否构成立功把握不准,影响了司法的统一性。     

论专利说明书对权利要求保护范围的解释作用—以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的博弈为视角

由于专利制度以公开换取垄断的契约作为理论基础,故可以从合同角度,以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的博弈关系入手分析权利要求保护范围解释的法理基础。权利要求保护范围的解释需要具备一定的前提条件。只有在权利要求的术语存在特定含义、或者说明书明确放弃某些技术方案、或者权利要求所包含的某些技术方案无法实现、或者权利要求的术语存在多种含义等情况下,才应当对权利要求进行解释。如果权利要求可能有多种解释方法,应当采用能够将实施例包括在内的解释,即权利要求解释的结果应当能够将实施例包含在保护范围之内。在综合考虑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和所能达到的技术效果后,明显不能成立的技术方案不应解释在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之内。     

行政犯之司法解释与行政法规和行政解释关系论要

行政犯中刑事法规与行政法规之间是相对独立的关系,行政犯司法解释与行政法规之间也是相对独立的关系.行政犯司法解释对构成要件的阐述一般应与行政法规保持一致;行政犯司法解释认定某行为为犯罪不以行政法规中明确规定刑事责任为前提;相关行政法规的变动不必然影响行政犯的司法解释.行政犯的司法解释应慎重吸收相关行政解释,以更好保障司法解释的独立性和公正性.     

论“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司法认定——基于190件案例样本的分析

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的设立虽然表明了我国在打击信息犯罪、维护公民个人信息权益上的立法决心,但立法语言的模糊性却引发了理论界与实务界的诸多论争。其中争议的焦点在于如何界定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以及非法获取这三个概念。通过对190件案例样本的微观分析发现,理论界与实务界、立法机关与司法机关在上述问题上存在着不小的分歧,司法认定标准的不统一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同案不同判。为此,我国司法机关应当分析借鉴样本判决与理论成果,提炼出具有指导意义的司法认定标准,并在实践中进行检验、完善。     

网络犯罪的发展轨迹与刑法分则的转型路径

正近年来,我国出台的一系列涉及网络犯罪的司法解释,主要目的在于解决传统犯罪在信息时代的定量标准即入罪标准和第二、第三量刑幅度的适用标准问题,而对于一些网络犯罪的定性问题则基本没有关注。要想让传统刑法的罪名体系能够适用于制裁网络犯罪,最根本的途径之一就是对具体罪状描述中的关键词的内涵和外延,结合信息时代和网络空间的特征作出与时俱进的解释。     

人大立法解释公民姓名权

10月27日,在北京举行的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上,受委员长会议委托,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信春鹰怍了关于民法通则第九十九条第一款、婚姻法第二十二条的解释草案的说明。最高人民法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为使人民法院正确理解和适用法律。     

论行政执法中的应用性法律解释

法律解释是行政执法的必经环节,行政执法人员进行应用性法律解释是行政执法的现实需要,具有高度的正当性。行政执法人员享有应用性法律解释权与我国现行法律解释体制并不相悖,具有合宪性和合法性。行政执法中的应用性法律解释,不同于立法解释,也不同于学界通常所说的行政解释,具有非机关性、应用性、多样性、有效性和非终局性的特点。我国应当尽快承认在行政执法实践中事实存在的执法者个人的应用性法律解释权,并且加强规范和监督。     

安全抑或自由: 危机中的美国宪法简

危机时刻是验证法治国家体制适应性的真正时机,由于美国宪法没有紧急状态条款,在南北内战、一战二战、反恐战争等紧急时期美国总统往往行使“超宪法权限”侵犯公民基本权利。为保证危机中的宪法依然有效,处理好国会立法与总统紧急权力之间的重大分歧,作为制衡者的法院需要对宪法进行更加审慎的解释,但其所表现出来的实用主义政治立场变换和共和紧急法制观的转型,揭示了非常态下美国宪法解释的核心问题：要自由的宪法还是安全的宪法？这也正是当下危机频发背景下每个奉行法治和保障人权的国家面临的共同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