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素质要警力必须练好四项基本功

陕西省安康市公安局警校马家明同志来稿指出,提高公安队伍的战斗力,必须练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基本功。 一、必须练好打击敌人,保护人民,同时保护好自己的基本功。一个人民警察,在履行职责时,面对形形色色的犯罪嫌疑人,面对纵横交错的“关系网”,如果不能做到对人民负责,对法律负责,那么,他就不是一个政治上合格的人民     

对增强基层公安机关内部凝聚力的几点思考

基层公安机关内部凝聚力是指公安机关对所属民警的吸引力和公安民警之间相互的吸引力,它含有“向心力”和“内部团结”的双重意思。公安机关对所属民警的吸引,在心理上具体表现为民警对人民警察职业的向往,在行动上表现为对本职工作的尽心尽职;民警相互间的吸引,在心理上表现为理解、信任,在工作上表现为支持、协调;在生活上表现为关心、爱护。     

浅谈解决基层公安警力不足问题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基层警力不足问题已成为制约和困扰公安工作的一个主要因素。警力不足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解决警力不足要注意质与重,兼顾打击与防范,城市与乡村。解决的途径有:1.宏观上科学确定基层公安机关警力配置方案,使编制法制化;2.机制上尽快建立治安员协警制度;3.体制上大胆改革警种设置,挖掘现有潜在警力;4.管理上进一步强化民警教育培训工作,向素质要警力。     

清理非执法人员必要性之再认识

基层大量存在的无执法主体资格的人员如联防队员、交通协管员等的执法,严重损害了公安机关的形象,与”依法治国”的方略相背。必须对无执法主体资格的执法人员加以清理,认真做好工作,并把立足点移到提高公安队伍的素质和依靠群众管治安上来。     

群体性事件中的滥用警力与警力滥用

在社会的转型时期,群体性事件多发的现象对于社会、政治稳定以及经济发展造成了威胁,因此,对于群体性事件进行危机管理成为政府的一项职责。警察作为政府机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最后一道防护网的作用,但在现实中,处理群体性事件滥用警力的现象较为严重,这一方面使得警力作为稀缺公共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在某些由民间纠纷引发的事件中,政府替社会纠纷买单的情况时有发生。从警察学内部的角度而言,滥用警力为警力的合理分配造成了困难,也提高了警力被滥用的可能性。     

关于公安机关警力下沉的若干思考

基层基础工作是公安工作的根基,是推动公安事业长远发展的基石。抓基层基础的核心问题就是要实现公安整体工作的重心下移,只有确保警力下沉,才能提高基层队伍的战斗力。因此,顺应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环境变化和人民群众要求,优化警务服务的新要求,裁减机关,下沉警力,建立反应灵敏、工作高效的警务新体制,就显得尤为重要。阐述当前警力下沉的必然性,介绍警力难沉问题的主要表现,分析制约警力下沉的因素,并对推动警力下沉提出思考与探索。     

派驻基层检察室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反思

检察机关参与基层社会管理创新是实现民生检察与化解社会矛盾的要求,为此,我国推出了派驻基层检察室制度。但因基层社会法律权威与法律信仰的不足、自身拥有法律资源的有限性、基层检察机关推行派驻时的司法成本等局限而无法达到检察机关参与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预期目标。因此,派驻检察实践应注重促进法律知识化普及,提升基层社会法律权威,构建必要的奖励激励机制。     

农村党组织公共服务职能建设的创新实践研究:一种个案经验的分析

农村社区化建设和公共服务下沉要求农村党组织进行功能转型,建设公共服务职能。豫西Z村党组织在公共服务职能建设中进行了创新实践,表现为民事村办服务机制、金喇叭和金钥匙工程三个方面,形成了以服务为导向、党员为主体、村民为动力三位一体公共服务建设的个案经验。总体来看,Z村党组织创新实践的个案经验属于自我生长型的草根经验,这种草根经验不同于政府主导型经验,它来源于农村和农民,在实践中更具有生命力和适用性。     

警力为谁而开?

日前,一名日本骑车环球旅行者在武汉弄丢自行车,武汉警方经过3天侦查将该案侦破,将被盗自行车连夜完璧归赵。此事引来广大网友关注并转发微博,纷纷质疑武汉警方选择性执法。无独有偶,挪威游客物品在成都被盗,成都跳伞塔派出所官方微博将游客所拍的求助视频转发,但此举亦引发部分网友质疑。有网友将此事与日本游客在武汉丢自行车联系起来,并质询警方是否打算动用大量警力帮外国游客破案?一时间,警力为谁而开的话题在网上争论得沸沸扬扬。     

基层负担难题从何得解——基于条线下沉视域下的解释

作为基层治理中的长期性问题,工作负担加重和减负悖论带来的负向反馈为基层干部培养和基层治理带来了诸多困扰。在中央大力推动基层减负的背景下,基层负担难解的根源并非简单地在于工作过载,而是源于条线下沉过程中的压力传导异化与机制设计缺陷。其中,压力传导、队伍分异以及作风障碍要素的相互嵌套是基层负担的本质特征,机制层面的规划滞后化、担责错位化、标准模糊化以及反馈逆向化则成为基层负担得以形成并且难解的内在逻辑。对此,需要通过自下而上的问题驱动与自上而下的制度强化,开展对基层负担的精细化“双向”治理,从而疏通党和国家政策执行的“最后一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