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华侨华人体育活动看华人的民族认同

华侨华人体育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促进了祖国体育的发展,密切了华侨华人与祖国的联系.体育增强了华人的凝聚力,把全世界的华人团结到了一起。体育增强了华侨华人的民族自信心,强化了民族感情。体育加强了华侨华人之间交流,在华侨华人坚持华人认同中起了重要作用。     

对犯罪"应受刑罚惩罚性"的理论再思考

"应受刑罚惩罚性"是学界普遍认可的犯罪的基本特征之一,但对该特征的理论精髓却缺乏深入的剖析和阐释.笔者从确认其刑法地位入手,分析了该特征的深刻意义,并进一步提出了认定是否应受刑罚惩罚的具体标准.     

从地区认同的构建到地区主义的形成——试论南亚地区的合作

冷战的结束,地理空间的认同取代了意识形态的认同,地区合作成为各国谋求进一步发展的主要手段和政策取向。由于历史和地缘政治的因素,南亚最大的两个国家——印度和巴基斯坦,一直没有实现关系正常化,阻滞了地区合作的开展。通过建立稳定的印巴关系,进行互信建设,推进制度化建设,培育地区认同,南亚地区可以通过合作安全实现地区整合。合作安全是南亚地区合作的基本范式。     

基于政治认同视角的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研究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规律性的科学认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理论基础。政治认同视角下的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必须正视问题,明确路径,坚持准确定位,高起点架构培育体系;灵活方法,高标准建立健培育机制;以人为本,高格调开展培育工作;内外协调,高格调开展培育工作,全面促进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工作取得成效。     

西部民族地区的国家认同建构应坚持“五个结合”

国家认同属于爱国主义的核心问题,是现代国家的合法性根基,更是统一多民族国家维护团结稳定的思想价值纽带。我国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各少数民族主要聚居于西部边陲,加强西部民族地区的国家认同建构,关乎我国社会和谐稳定、关乎中华民族大团结。当前,我国西部民族地区的国家认同建构应坚持"五个结合",即支持西部民族地区发展与倡行"两个共同"主题相结合、完善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与强化国家公民认同相结合、尊重各民族文化与增进中华民族文化共性相结合、培养使用少数民族干部与拓宽少数民族群众政治参与渠道相结合,以及依法开展反分裂斗争与长期普遍进行民族团结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等。     

政治认同视野中的高校中国梦教育研究

高校中国梦教育具有对大学生政治认同的塑造价值。而中国梦教育的困境在于大学生的思想深度与中国梦的理论高度不对称,大学生的多元取向与中国梦的主流导向不对称,大学生的社会期待与中国梦的现实环境不对称,大学生的行为认同与对中国梦的知识认同、情感认同不对称。高校中国梦教育的路径在于:知识教育和认同教育兼顾并重;多元价值取向与主流意识形态建构兼容并蓄;高校内外认同环境优化与认同境界提升的统一;理论树人与实践育人并举,助推大学生的知识认同、情感认同和行为认同相统一。     

网络反腐的形成机理、运行障碍及规制进路

网络反腐的兴起和发展离不开文化动因、政治动因、经济动因和技术动因的深层推动。当前,社会心态失衡、官民互动机制不畅、网络反腐激励保障机制不健全和网络社会管理滞后已经成为阻碍网络反腐健康发展的基础性壁垒。网络反腐的复杂动因和矛盾乱象呼唤制度的出口和法治的彰显。因此,积极培育良性反腐心态、推进国家与网络社会的良性互动、强化网络反腐的法治保障和健全网络反腐运行机制,就成为实现网络反腐制度化和法治化的紧迫任务和现实进路。     

网络公共话语空间中的文化公民身份与认同建构

网络公共话语空间作为公共领域在虚拟空间中的表现形式,强化了公众获知信息和彼此联系的能力,成为公民沟通对话的公共空间和社会行动的建设性场域。文化公民身份从外延、内涵和深度三个层面对传统公民身份进行了修正,以超越民族国家局限的多层框架容纳包括公民身份实质维度和积极公民身份观在内的多元理念,将文化、符号、参与、认同等要素融合到公民身份体系内,为公共沟通和对话提供一种共同话语体系。社会认同建构是个体社会身份确证、心理情感归属以及观念与行为互动的过程,它通过文化公民身份这一纽带在抗拒性、规划性和合法性三种认同方式中的转化发展。     

以创新获取民营企业家的认同机制研究——基于对泉州市32家非公企业典型示范党组织的调查

创新是非公党建的灵魂,是党建工作获取民营企业家认同的关键。这一创新既包括上级党委组织部门资源整合、资源投入的创新,又包括企业党组织紧扣企业需求进行工作创新,还应包括对参与其间的各党建要素的激励机制创新。实践表明,唯有构建一套系统协作的创新机制,党建为民营企业家认同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多元与分化:改制企业的工人身份认同与生产政治

国企改制后企业的劳资关系,基于路径依赖和市场化导向,有其独特的形态。国家、市场、企业通过意识形态、股权配置、治理技术等各种方式建构、维系了劳资之间的不平等关系结构。改制企业内部工人身份认同的稳定与否取决于资源和权利作为充要条件的有无,进而影响了改制企业的"混合型"生产政体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