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中法学教育评估的比较与分析

本文从作为高等教育一个科类的法学教育评估入手从评估历史、目标、组织、程序四个主要的评估方面对美国、中国的法学教育进行了较详细的比较分析，企图找到中国法学教育走向国际化的共同点和切入口，分析和结论对于建立我国的法学教育评估体系有参考意义。     

再谈假释适用

假释适用虽受客观条件限制，但它把受刑人的再犯罪风险放在行刑权尚可控制的范围，并为受刑人提供了一条再社会化的途径，因而有必要提高假释适用率。其具体做法是改变审判、执行机构的保守立场，尝试对临近出狱的受刑人普遍适用假释，并再次明确假释权的配置，逐步推进假释管理的法律化、规范化。     

对完善我国侦查程序的几点思考

侦查程序是在刑事案件立案后至起诉前收集证据 ,查明案情 ,确定是否起诉的准备程序 ,是刑事诉讼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阶段。对于侦查程序而言 ,现代刑事诉讼法学和侦查学所关注的更应是有关如何在侦查中确保犯罪嫌疑人的权利、约束侦查机关的权力、防止滥用国家权力、如何公正、公平执法等。这些问题直接涉及到侦查机关、犯罪嫌疑人、检察机关、法院等各方法律关系问题 ,也因此涉及到侦查模式等问题。然而长期以来 ,侦查程序的研究在学界一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从理论来说 ,应从研究侦查程序的对象入手对侦查模式加以论证 ;从实践来说 ,应从侦查权的分配、侦查监督机制完善、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享有辩护委托权、保释制度和救济程序加以构造。     

领导干部应如何正确认识中国社会的改革

现在许多国家都非常强调自身的发展.然而如何才能实现发展?历史证明,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就是改革.20多年来,我国社会经历了从农村到城市、从体制外到体制内波澜壮阔的改革过程.改革一方面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又引起了人们思想的急剧变化.由于改革具有过程性、渐进性、持续性、双刃性,致使有些人包括一些领导干部,对改革产生误解或怀疑.在此情况下,我们的领导干部必须以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认识和评价中国社会的改革.     

新中国婚姻法的成长与苏联模式的影响

新中国婚姻法受苏联影响成为独立于民法的一个法律部门 ,同时 ,婚姻法的原则、理论也深受苏联影响。直至 2 0世纪 80年代后期 ,这种状况开始有所改变 ,我国婚姻法在立法实践和理论上才有了挣脱苏联模式的努力。     

论市场经济与高校师资管理模式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和发展,现行以身份管理为主的传统的高校师资管理模式已越来越不能适应高等教育的发展与改革,建立一个以岗位管理为主,大力引进竞争与激励机制,以岗定薪,高薪聘任,按劳付酬,加强法制化的新的师资管理模式,成为高校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     

市场经济与民事诉讼法学的展望(上)

我国民事诉讼法的制定和理论研究，长期来恪守“诉讼义务本位”和“审判权力本位”。市场经济在本质上是“权利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改以“诉讼权利”为本位。对民事诉讼制度的目的，存在各种理论，主张，我国采取的是“私权保护说”和“私法秩序维持说”的结合。在当前，以纠纷解决为依归的诉讼目的观，更契合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并以此目的观为出发，对民事诉讼程序的价值和民事诉讼的基本模式进行重新认识和界定。     

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设置模式探析

国外反垄断执法机构设置模式主要有美国、德国和日本三种模式。这三种模式都具有权威性、独立性、专业性和高效性。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设置存在多头执法、职责重叠等问题。结合我国国情、借鉴国外模式是创新我国反垄断机构设置的一条有效途径。     

关于构建工会文化的认识与探讨

王兆国主席在全总十四届十三次主席团(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工会组织应在构建共同建设、共同享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和工会组织的积极作用,推动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个和谐文化的根本,大力推动和发展先进的工会文化,充分展现工人阶级的先进性。因此,我们应深刻认识到创建工会文化是现实的要求、是历史的选择、是未来的呼唤。创建工会文化还必须知晓工会文化的内涵、特征和作用,了解工会文化的核心,探索创建工会文化的路径,真正把共建共享的要求落到实处。     

中国经济学形成的内在基因——从孙中山、马克思有关论说的特定视角做出的思考

中国经济学形成的内在基因，必须从“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当中进行探讨。结束中国110年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惨痛经历的，不是中国的资本主义，而是中国的社会主义。“中国的资本主义”，同三民主义和“中国法西斯主义”都有一定的联系。大官僚资本的产生和迅速膨胀反映出，当时中国的经济形态已经不能再用费边社的社会主义模式来比照，已经越来越多地添加进资本主义的因素。“中国的社会主叉”以马克思“共产”模式为核心，经由新民主主义走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通过重新解读马克思、孙中山的有关论说，明确“中国的社会主义”始终都要关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共性，还特别需要澄清劳资关系问题．并以“中国的社会主义”的实践答复“社会主义向何处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