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罗尔斯的正义战争观

《万民法》是罗尔斯国际正义思想的代表作。正义战争观是其国际正义思想的重要内容。罗尔斯在《万民法》中详细论述了正义战争观,但罗尔斯的正义战争观思想也存在很多缺陷。所谓的民主和平论,自由民主国家之间不发生战争的论断缺乏说服力,自由民主国家对法外国家发动战争的理由论证难以令人信服。《万民法》中对士兵战争责任的论述与《正义论》中的相关论述不一致。     

宋明理学“万物一体”的生态伦理意蕴——基于境界论视域

宋明理学十分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其所倡导的"万物一体"思想不仅从本体论上探析了人与自然的同源同体同本,更从境界论视域揭示了深刻的成就"大人"的生态理念、拯救社会的生态目标以及救赎万物的生态责任等生态伦理意蕴。从一定意义上讲,本源构成上与物同体、万物一体的理想境界及其在逻辑推导、证成方式上与物同体,总是要让位于差等的现实安排。也就是说,要深入把握万物一体之仁和人与物之间轻重厚薄的差别与统一,进而实现宋明理学"万物一体"的理想境界。     

探析生活德育论对高校德育工作的价值及实现路径

生活德育论是在批判传统学校德育的基础上提出的新的教育理念。它提出以生活为基点来考虑德育中的问题,使德育贴近生活、引领生活并融入生活。生活德育论对于有效实施高校德育,促进大学生思想品格成长,提高大学生思想道德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徐复观的“左右互搏”

<正>说起徐复观,大概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他曾与熊十力有一场不愉快的会面。那还是在1943年,徐复观担任国民党陆军少将之时,在通读了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后,被熊十力书中"化佛入儒"的思想所吸引,毅然决定登门拜访。熊十力问徐复观如何看待王夫之的     

如何看待课堂纪律——夸美纽斯论纪律的启示

课堂纪律是使课堂教学能够顺利、有效进行的重要保证,是课堂教学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夸美纽斯作为一名伟大教育家所强调的学校纪律,主要是针对道德问题而言的。在他看来,不应把严酷的纪律运用到督促学生的功课上,因为"功课倘若组织得合适,功课的本身就有充分的吸引力,就可以利用它们固有的快感吸引一切的人们"[1]。     

正确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重大政治论断为制定党和国家大政方针、长远战略提供了重要依据。我们要全面认识我国的基本国情和社会主要矛盾,深刻理解＂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十九大精神上来。     

抗日是唯一的出路(上)——李宗仁关于焦土抗战论的抵抗理念

李宗仁治下的广西在民兵组织和动员群众方面获得"模范省"称号,并受到广泛赞誉,特别是有效的抗日宣传和贯穿全省的抗日救亡宣传。李宗仁和桂系的政治策略和思想为广西的群众动员提供了推动作用,并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成立。此外,他们进而把反蒋政策推动到关键点——"逼蒋抗日"。李宗仁逐渐总结出著名的抗日思想"焦土抗战论"。这种思想引导了桂系在20世纪30年代的一系列行动,并成为"七七事变"后中日战争中的国策。     

毛泽东与党的民主集中制

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同志在《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重点论述了＂民主集中制＂。他指出：＂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要真正把问题敞开,让群众讲话,哪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     

犯罪论体系与刑事司法证明模式之形塑——海峡两岸刑事法之对话CSSCI

1949年之后,大陆与台湾地区刑事法领域产生理论分野:前者学习苏俄,在犯罪论体系上,形成"四要件"的耦合式平面结构,具有强烈的入罪倾向,而在证明模式上,强调证据链条形式上的相互印证,表现出一种异化的"整体主义",缺乏认知融贯性的同时忽视原子分析;后者继受德日,在犯罪论体系上,形成"三阶层"的开放性递进结构,凸显类型化思维,而在证明模式上,注重对个别证据的审查判断,在证明模式的初始化过程中具有"原子主义"色彩,并有序地向"整体主义"过渡。作为约束实体认知与程序指引的"指导形象",犯罪论体系与刑事司法证明模式的不同选择,导致两岸刑事司法实践样态存在差异,刑法与刑事诉讼法交错适用之效果,也在法官认知过程中得到集中呈现。     

发展型国家论的研究传统与中国悖论

发展型国家论中存在两个研究传统:第一个研究传统重视政商关系和资本形成,流行于政治学和行政学界;第二个研究传统关注政企关系和资源使用,具有经济学和管理学色彩。在发展型国家论的初创期,分别以主流和潜流形式存在的两个研究传统相互补充,为发展型国家论的发展提供了空间,连续的理论突破就是在这样的空间中实现的。在后续发展中,二者渐行渐远,发展型国家论的理论空间日益狭窄,理论突破的可能性受到限制。这种研究格局从未被识别,但是对于发展型国家论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每当被引入关于重要新兴经济体的分析,发展型国家论都会经历一次重要的理论突破。但是,发展型国家论与中国实践的相遇并未带来类似突破,此即发展型国家论的中国悖论。两个研究传统的疏离是发展型国家论的中国悖论的成因之一,两个研究传统的统合是推动基于发展型国家论的中国研究的重要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