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与美国证券监管体制改革

自20世纪以来,美国经历了4次重大的金融危机。美国的证券监管体制随着每次金融危机的爆发,不断进行改革,并逐步得到完善。20世纪30年代的金融危机催生了美国的《1933年证券法》和《1934年证券交易法》,成立了证券交易委员会。在此基础上,美国逐步建立了较为完备的证券监管制度。从历史视角看,美国的证券监管制度在每次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进行了或松或紧的交替改革。本次金融危机爆发之后,预计美国今后的证券监管改革将会是扩大监管范围,并进一步完善现行证券监管体系。     

中国加入WTO与金融业的健康成长

我国金融业目前面临着金融市场效率低下 ,银行规模较小 ,不良资产比例过高 ,证券监管机制透明度较差 ,金融市场开放等问题。加入WTO后 ,这些问题将愈益突出 ,必须及早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 ,应对挑战 ,争取双赢 ,保证中国金融业的健康成长。     

走向“精明”的证券监管

通过分析我国证券监管机构2010年至2016年间各类监管执法手段的数据,可以看出我国证券监管执法侧重于威慑式执法策略。结合规制有效性和规制成本来分析,这一执法策略并未达至理想的监管效果。我国证券监管执法应当引入"精明规制"理念,调整执法策略。证券监管机构应减少对威慑式执法策略的依赖,增加顺从式执法策略的运用;实现事前监管向事中事后监管转移;实现与监管对象的合作规制;尊重证券交易所和行业自律组织的自律管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行政处罚案件证据若干问题的座谈会纪要

1.2011年7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2.法〔2011〕225号为进一步完善证券行政处罚案件的证据规则,推动证券监管机构依法行政,保护广大投资者合法权益,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最高人民法院对证券行政处罚案件证据运用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了专题调研,在充分听取有关法院和部门意见并反复论证的基础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规定,起草了证券行政处罚案件中有关证据问题的意见。2011年6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会同有关部门在北京召开专题座谈会,     

国家干预的法系差异——以证券市场为重心的考察

大陆法系国家与普通法系国家的一项重要差异在于,前者有着通过主动干预来限制、取代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偏好,特别是在经济运行出现问题时。这种差异根源于两大法系在自由观、历史传统等方面的不同,并持续影响着一个国家的现实。国家对市场的过多干预不利于财产安全、合同自由和经济增长。对证券市场而言,过多的国家干预具有特别的消极意义,其不仅不利于解决市场纠纷,还会造成金融资源的损失。不过,为增强市场机制而实施的监管需要与为替代市场机制而实施的国家干预必须区分开来。我国对证券市场的治理也应减少过度的国家干预,而应加强市场机制的作用,但同时必须保持应有的监管和执法。     

证券监管和解理论与制度研究——我国证券监管路径新选择

证券监管和解制度是应证券市场的快速发展，对高效、快捷的违法违规行为处理机制的强烈要求而生的。其实质是行政和解在证券监管领域的运用，表现为一种非强制、非对抗、贯穿契约自由精神的行政纠纷解决模式。证券监管和解制度在美国、我国台湾及香港等地区被广泛运用，并设置了诸多精巧机制，健全了这些地区的证券执法体系。我国的证券市场正处于稳步发展时期，日益增多的证券市场违规操作行为对现行低效率证券执法体制形成巨大挑战。证券监管和解应是解决当前执法效率低下的有效途径，应积极探寻这一执法制度在我国的作用空间，构建与市场发展状况及现行制度相吻合的机制，这是增强我国证券监管与执法力度的一种新路径选择。     

监管理论的发展与证券监管制度完善的路径选择

传统监管理论对监管者自身问题的忽视,不仅在理论上留下了缺陷,而且对证券监管制度的发展与完善也产生了不利影响。监管理论的发展总体上是沿着从公共利益理论逐步向私人利益理论的嬗变展开的,并对证券监管制度的构建与实践产生了明显的影响。私人利益理论弥补了传统公共利益理论的缺陷,形成对监管制度不同的理论研究进路。中国的证券监管制度一直以公共利益理论为理论基础,存在突出的制度性缺陷。随着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公共利益理论对于监管制度的解释力明显下降,需要采用比较丰富的私人利益理论解决具体制度的完善问题。     

论证券中介机构的监管责任

国有企业在改制的过程中,很多企业选择了上市公司这种模式。在现有法律环境下,往往缺乏对上市公司必要的监管。这样不但损害了国家作为投资者和经营者的利益,也损害了广大股民的利益,因而,发挥中介机构的监管作用,确立中介机构的监管责任对国企改革是十分重要的。文章从阐述证券监管的含义和当今国际上证券监管模式入手,介绍了我国现行证券监管体制的现状和构成、证券中介机构的构成和现行法律对证券中介机构的有关法律规定。探讨了证券中介机构的作用及其在我国证券监管法律制度中的重要地位,提出了应当确立证券中介机构监管和被监管的双重角色,并且构想了证券监管机关对证券中介机构的监管模式,即加强中国证监会在证券中介机构和证券行为人之间的业务往来中的监督管理职责,建立中国证监会为证券行为人指定证券中介机构的运行机制。同时为了这一机制的有效实行,中国证监会应运用经济手段,即证券中介机构和证券行为人之间发生的费用由中国证监会收付。当然这种指定是以一系列保证公平、平等的机制为基础的。文章最后提出了证券中介机构的监管责任,并具体列举了几点立法建议,即建立证券中介机构的行为准则,对违规证券中介机构进行刑事制裁,对违规证券中介机构的民事赔偿应是惩罚性的而不是补偿性的。     

韩国证券监管机制的发展与改革

1997年韩国外汇危机前,财政经济院①是对韩国证券业和证券市场进行监管的最高行政监管机构,另外证券监督院和其所属的证券管理委员会承担有关证券的发行、交易的监管责任。但是亚洲金融危机后,韩国政府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指导下,对金融监管体制与金融结构进行了重大调整。本文主要介绍韩国证券市场的监管机制,同时分析其发展方向。     

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的民事责任

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的行为具有相当大的危害性，首先，它扰乱了证券市场的正常的秩序。庄家的操纵行为实际上使得证券市场的股票价格非真实性的波动，使得证券市场“跟庄”现象相当严重。其次，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的行为严重冲击了证券的监管制度。当前，我国证券市场本身就不是很成熟，相关的监管措施也不是很完善，我国关于证券监管的立法和规定也是相当的薄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