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证据学”走向“证据法学”——兼论刑事证据法的体系和功能

传统的“证据学”理论,不仅无法包含大量现代的证据规则,而且与现有的刑事诉讼法学理论也显现出明显的不兼容性,因而应该完成从“证据学”到“证据法学”的理论转型。“证据法学”作为独立的法学学科可以使研究者从法律程序的视角观察、研究证据问题,使证据规则真正成为程序法的一部分。刑事证据法体系由两种证据规则组成:一是有关证据法律资格的规则;二是有关司法证明的规则。只有确立这些证据规则,刑事证据法才能通过规范法庭审判过程,进而对侦查和起诉活动发挥有效的控制和约束作用。刑事证据法不仅可约束裁判者的自由载量权,避免使作为弱者的被告人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而且还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司法误判发生的可能以及避免司法裁判的拖延。     

证据规则的性质、体系与功能

证据规则(Rule of Evidence)是指约束取证、举证、质证和认证等运用证据查明案件事实的规范与准则。证据法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依据证据认定事实过程之法律上的所有规则”①。古语云,“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鉴于证据法在诉讼法中的核心地位,实施证据规则乃是落实证据裁判原则,查明真相,保障人权的重要举措。一、证据规则的性质与体系事实是需要用证据来证明的,证据是裁判的基础。我国台湾学者认为,“何种资料,可为证据,如何收集及如何利用,此与认定之事实是否真实,及适用之法律能否正确,极关重要。为使证据认定之事实…     

中国科技证据立法基本问题研究

我国的科技证据立法与法治的要求相差甚远。明确科技证据法的概念和特征,是科技证据立法的前提。我国的科技证据立法应当坚持科技证据的运用必须符合人权、伦理要求以及恢复科技证据之证据本色的科学理念,并遵循及时性、协调性以及适度鼓励科技证据运用的原则。     

英国证据法中的律师特权

一、律师特权的内涵与意义英国法上的特权(PriVilege),在一般意义上是指具有特殊地位或职务的人所享有的,并与特定法律程序相联系的特殊权利或豁免。然而证据法上所指称的特权,或称保密特权,则是与上述内容截然不同的、为英国成文法和司法判例所承认的一系列重要的证据规则。在特权规则之下,即便证人具备了作证的适格性与可强迫作证性,只要他符合法定的条件,就能以此为依据拒绝就特定的案件事实提供口头的或书面的证据。在英国现代诉讼制度中,证据法中认可的特权,除了“不受损害”(WithoutPrejudice)特权之外,最为重要的就是本文所介绍的…     

证据故事

这是一本针对问题式证据法课程的理想参考书。本书再现了证据法上一些最重要、最耐人寻味的判例以及这些判例提炼的原则，囊括了顶尖的证据法学者探时标志性判例背后故事、阐明证据法原则的文章。在这些证据扮演突出角色的判例背后，有着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现在，本书把这些故事，以及相关证据规则的适用、发展和重要性，娓娓道来。     

中国科技证据立法基本问题研究

我国的科技证据立法与法治的要求相差甚远.明确科技证据法的概念和特征,是科技证据立法的前提.我国的科技证据立法应当坚持科技证据的运用必须符合人权、伦理要求以及恢复科技证据之证据本色的科学理念,并遵循及时性、协调性以及适度鼓励科技证据运用的原则.     

悲观中的希望：证据法将漂向何方

具有两大法系学术背景的米尔建·达马斯卡教授通过其力作《漂移的证据法》表达出对证据法命运的极大担忧,认为证据法正＂徘徊在两个世界之间,一个已经死亡,另一个无力诞生。＂可称为两大法系证据法前途相当悲观之论调,究竟达马斯卡教授的思想能否所向披靡,以及证据法是否还有希望,本文将力求揭开其中之疑惑。     

论证据法的发展方向——《漂移的证据法》和《现代证据法与对抗式程序》读后

美国达马斯卡教授的《漂移的证据法》和英国麦克埃文教授的《现代证据法与对抗式程序》两部著作都基于几乎相同的理由论证了英美传统证据规则所面临的挑战，但是这两部著作都没有言明未来的证据法将会向何处发展。从制度层面和哲学层面来看，从证据法学到证明科学是未来证据法的发展趋势；在证据法学向证明科学发展的同时，还应当强调时基本人权的保护。     

论证据法的范畴与我国的证据立法

顾名思义,证据法是规范人类司法证明活动的专门法律。然而,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证据法在我国并不受重视,只是随着近些年来司法改革的深入而浮出水面并走向彰显。人们普遍认识到,证据法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一个重要法律部门。由于证据法发展的黄金期相对短暂,迄今为止学术界对于证据     

合适成年人参与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的价值分析

“合适成年人”一词肇始于英国《警察与刑事证据法》,指警察在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时，必须有合适成年人到场，以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国法律中虽然没有“合适成年人”用语，但也有要求成年人参与的相关规定。^1就我国司法实践来看，目前正在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上海市长宁区、福建厦门同安区试点的“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