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证明责任分配理论初步分析——聚焦于控诉方与被告人证明责任的分担

司法公正历来是司法改革的重要价值取向之一。在刑事法领域 ,很多学者的思路是如何赋予被告人更充分、更有效的辩护权来实现司法公正。笔者与此有所不同 ,主要立基于刑事实体法与程序法的整合 ,考虑到刑事政策、刑事立法精神以及司法具体运作可能出现的证明困难等因素 ,以刑事证明责任的分配为切入点 ,借鉴英美证明责任中的“分层理论” ,围绕被告人与控诉方之间证明责任如何理性的分配 ,另觅实现刑事司法公正的途径。     

刑事证据展示三题

关于刑事证据的展示，首先涉及的是证据交换的问题。我国至今尚未有证据法出台。目前司法实践中证据的展示所依据的仅仅是刑事诉讼法中有关证据出示的一些原则性规定。证据的展示仅限于法庭上对证据的示证和质证。而且这种示证、质证不受举证时限的限制。在司法实践中，     

试论高新技术在侦查讯问中的运用

侦查讯问是诉讼证明活动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是侦查人员为获取犯罪嫌疑人口供并查证犯罪事实而进行的证据收集活动,对于侦查破案有重要作用.目前,国内侦查部门在侦查讯问中运用的高新技术主要有测谎技术、讯问同步录音、录像技术、指纹比对技术、声纹比对技术等,由于各种原因,这些技术在使用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国内外正在探索各种新技术,如面部图像比对技术、虚构实物证据法等.     

论电子证据的独立性

电子证据是我国证据法学研究中一个较新的课题。一直以来 ,理论界对电子证据的法律地位、概念和内涵等诸多问题颇具争议 ,司法实务界在对其适用上也较为混乱。电子证据具有独立性 ,在新的民事证据立法中应作为一独立的证据形式加以明确。在对电子证据和视听资料概念和内涵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 ,通过对两者的界清和重构 ,可以较好地理清两者之间的关系 ,消除传统证据分类观念对电子证据独立性的负面影响。     

论量刑程序的独立性——一种以量刑控制为中心的程序理论

中国现行刑事审判制度确立了定罪与量刑一体化的程序模式,主流的诉讼理论也是以定罪控制为中心确立起来的。然而,法院的量刑依据与定罪依据有着明显的差异,在缺乏诉权制约的情况下,量刑裁决存在着滥用自由裁量权的可能性。只有将量刑与定罪在程序上分离开来,并使其具有基本的诉讼形态,公诉权才可以从单纯的定罪请求权发展出量刑建议权的内涵,被告人的量刑辩护才可以成为独立的辩护形态,被害人的量刑参与权才可以得到充分的保证,那种以量刑控制为中心的证据规则也才可以得到建立。为有效制约法院在量刑上的自由裁量权,确保量刑程序的公正性,量刑程序有必要从现行审判制度中独立出来。     

刑事证据法的制度转型与研究转向——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为线索的分析

20世纪初美国法学界曾针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发生过激烈论争,证据学家威格莫尔与法律改革家豪尔乃是论争中对立的双方,其论争的历史贡献在于引出了近现代西方证据法(学)发展的两大论题:"证据法应以证明性为中心还是以可采性为中心"与"如何处理证据规则的实现和诉讼程序的构建之间的关系"。确立与构筑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重要环节,当前我国刑事证据法学界的诸多争论与威格莫尔和豪尔当年的论战存在诸多"历史相似性",故有必要进行关联审视。由于我国证据立法以证明性而非可采性为中心,证据规则的实践运行环境不容乐观,理论研究也因为一直受到证据学进路的统摄而不能获得独立。为摆脱困境,我国刑事证据法学界应当以学科建制的探讨为契机,实现中国证据法的制度转型,即构建以可采性规则为中心的证据规则体系,旨在防止误判与价值权衡。同时实现证据法学的研究转向,即实现中国的证据学之法学转型、人权法转型及相对于实体法的独立性转型。     

案卷笔录中心主义——对中国刑事审判方式的重新考察

中国刑事审判中存在着一种“以案卷笔录为中心”的审判方式。在这一审判方式下,公诉方通过宣读案卷笔录来主导和控制法庭调查过程,法庭审判成为对案卷笔录的审查和确认程序,不仅各项控方证据的可采性是不受审查的,而且其证明力也被作出了优先选择。结果。现代刑事证据规则在这种审判方式下难以有存在的基础,法庭审理只能流于形式,那种通过当庭审判来形成裁判结论的机制和文化难以形成。不抛弃这种案卷笔录中心主义的审判方式,任何以加强庭审功能为宗旨的司法改革将没有存在的空间。     

论当代民事证据法的范围与任务

证据法是独立于实体法与诉讼法的法律范畴,界定当代民事证据法的范围需要协调证据法与实体法、诉讼法的关系,要在证据规则与法官自由裁量之间寻求平衡。将证据实体规则作为民事证据法的主要内容包括证据能力、证据证明力、证明标准以及证明责任的有关规定。当代民事证据法的基本任务是在实现事实认定的准确性的基础之上保障诉讼效率并协调司法证明过程中的价值冲突。     

对证据法中物证的理解

由于事物普遍联系的规律的作用,犯罪行为、民事纠纷和违反行政法规的活动,在其实施和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对周围的事物产生一定的影响,留下某些痕迹。即使有人毁灭,伪造证据,其毁灭伪造证据行为又会留下新的痕迹。那些受到犯罪行为,民事纠纷或者行政纠纷发生过程中的影响而在形状、位置等方面发生变化的物品,就储存了有关案件实际情况的信息,从而可以成为证据。在大多数案件中都是可以收集到物证的,因而它是司法工作中经常使用的证据种类之一。     

从司法解释的现状透视制定统一证据法典的前景

一、最高法院有关司法解释的功能与定位为了适应审判实践的迫切需要,最高人民法院已于2001年和2002年分别颁行了《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和《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具有划时代的影响力。因为它们是以准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