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平衡与刑事诉讼法的完善（三）

三、实现国家权力主体之间建立有效制衡机制的根本性转变在刑事诉讼法的篇章结构中,总则加立案、侦查和提起公诉内容占了一多半,审判和执行只占一少半。除了前述总则编中存在国家权力本位主义思想外,在立案、侦查、提起公诉、审判和执行程序中,国家各执法、司法机关的权力配置及相互制约机制不够科学合理,其中又缺乏律师作为社会权力的监督制约,导致在刑事案件中,有钱有势的犯罪嫌疑人一遇刑事追究即拉关系、找出路,希望获取不正当的免除、减轻刑罚的利益,而那些无钱无势的人可能因权力缺乏制约而蒙受非法的刑事处罚,刑事诉讼法“惩罚犯罪分…     

解读“蓝山现象”

序 近年来，湘南边陲一个只有35万人口的山区小县蓝山迅速“窜红”：中央2台、7台．香港《文汇报》、《大公报》．香港电台电视部．《瞭望》周刊海外版，各大网站及省、市新闻媒体纷纷报道蓝山；香港贸发局选定在蓝山举办“香港花果山优势服务暨CEPA推介研讨会”：省新型工业化汇报会将地蓝山选为参观现场，近20个县市区接踵组团来蓝山县考察。     

各国政府管理层次与幅度及对我国的启示

依照不同区域的具体行政环境，合理设置政府管理幅度与层次，对于建立和完善精简高效的行政管理体系意义重大。本文以世界各国行政组织结构设置的统计分析为参考，结合现实背景，讨论了我国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的管理幅度、国家纵向管理层次的设置问题，提出了对我国行政管理幅度与层次结构进行调整的设想方案。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现代化进程中的“适应”问题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属于一个特定的区域社会,有一定的特殊性,导致其在现代化进程中产生一系列“适应”问题,作者对此进行了“诊断”,观点新颖,并对政府决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刑事被害人的知情权探析

被害人的知情权是被害人行使其他诉讼权利的逻辑前提,是诉讼民主的重要体现,亦有助于实现社会正义。国际公约及其他国际性文件和法治发达国家都对公民的知情权及被害人的知情权都作了明确规定,有的国家甚至将其上升到宪法的高度。我国刑事被害人享有一定程度的知情权,但权利告知规则仍不完善,被害人对案件的进展、诉讼结果以及刑罚的执行情况缺乏知悉途径,知情权的实现缺乏保障机制。立法上应对其作相应完善。     

向谁辩护，谁来倾听？——以律师会见权问题为切入点的分析

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一次允许律师在刑事审判前阶段参与诉讼活动，这是我国法制史上的一大进步。但随后出现的律师“会见难”、“阅卷难”、“取证难”以及“取保难”和“维权难”又使得这一进步大打折扣。笔者试图以律师会见权问题为切入点，深入探讨这几难问题形成的原因，进而发现在刑事审判前阶段，只有侦辩或控辩双方，而无中立的第三方存在，法院只是在审判阶段才开始其诉讼活动。那么，律师在审判前阶段，向谁辩护？又有谁来倾听呢？     

日本《行政事件诉公法》修改的动向

日本在修改《行政事件诉讼法》过程中，以司法改革为动力，以美、法、德等国为借鉴，认真检讨其现行法权利保护机能的形式化，以全新的理念和思维，以权利保护为本位，放宽诉讼限制，使行政诉讼制度真正成为便于国民利用的制度。无疑，这对我国行政诉讼法的修改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台湾省客家族群政治文化特性分析

“族群”这一名词是划分当代台湾社会群体的重要概念，而台湾学术界所谓的“族群”概念的真正义涵应该是指政治社会学中的“社群”概念，本文的“族群”概念所指涉的实际上就是“社群”。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台湾形成了以汉族与原住民、福佬人与客家人、以及本省人与外省人三对矛盾关系为主轴的族群政治，成为影响当代台湾政治发展的重要变量。其中，客家人作为台湾汉人和本省人的一部分，人口大约有400万人，约占台湾人口总数的15％，是仅次于福佬人的第二大族群。在台湾地区政治文化结构中，客家人的政治文化是其中一个重要而特殊的亚文化结构。在汉人与原住民这对矛盾关系中，客家人对原住民的态度倾向有别于其他汉族族群，因为客家人和原住民有着同样的“弱势族群”认知。在本省人与外省人的关系中，客家人与外省人的矛盾关系也不如福佬人与外省人的矛盾关系那样尖锐；在客家人与福佬人这对关系里，客家人更是以对抗性的族群面貌存在，在过去几百年中，客家人与福佬人形成了一种难以化解的矛盾情结。根据比较政治学理论，政治认知、政治情感和政治评价是政治文化的基本内容，本文拟从这三个不同层面，结合相关的族群理论，对客家族群政治文化的形成过程、特点及其对台湾政局的影响进行初步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