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翻译中的文本阐释和译者主体性

文学翻译因其涉及的文本特点,有别于其他文体的翻译。理论界普遍认为文学翻译是一种再创造活动,这个再创造者无疑就是译者,他是文学文本由一种语言向另一种语言转换的实现者。在这一转换中,他的主体性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它的发挥直接影响到译品的质量。     

回归伦理学——翻译伦理研究的未来之路

自贝尔曼以来,翻译伦理成为翻译理论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学派,但短暂的繁荣之后,翻译伦理研究进入了相对的低谷期,近年未能出现重大突破和新的理论建树。分析现有的主流翻译伦理研究与思想,可以发现它们面临困境的主要原因是研究对象、内涵与方法缺乏统一性,各研究未形成合力。作为伦理学的特殊分支,翻译伦理可以从伦理学学科发展、架构、概念和研究方法中汲取营养,构建翻译伦理研究的整体框架,即从元翻译伦理、规范翻译伦理和美德翻译伦理三个方面描述翻译伦理研究的全貌,确定翻译伦理研究的对象、内涵和逻辑方法。     

浅谈译者的理解与跨文化翻译中的误译

翻译中误译的产生是由于翻译活动的主体译者对翻译活动的影响,并体现了主题文化的制约性,对加强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沟通有积极的意义。     

读者·译者·编者

<正> 本刊去年第6期发表《比较刑法》一文后,曾收到读者金木同志来函,指出译文的一些错误,我们当即与原文对照审核,并请译者与原文核对,一致发现有些地方需要作重要"更正和补遗"。例如第4页第26行原文为:"欧洲,苏联一些非英美法系国家几乎一经逮捕或发现被告是嫌疑犯,法院就立刻参加到调查程序中来。"译为:"欧洲、苏联和一些非英美法系国家的侦审人员在侦查过程中,如果发现被告是嫌疑犯,几乎就立即加以逮捕。"再如,第5页第27行原文为:     

试论语言和文化可译性限度对译者主体性的制约作用

文中从译者主体性及其制约因素入手,探讨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面临的语言可译性限度和文化可译性限度.通过阐述语言可译性限度与文化可译性限度产生的原因和一系列的分析、比较,说明了语言的可译性限度比文化的可译性限度对译者有更大的制约作用,而文化的可译性限度更具操作性、更易于译者突破.     

从译者角度谈广告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一方面担任源语广告的读者;另一方面又担任目的语广告的创造者。双重身份的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由于受到语言功底、价值观、翻译观等主观因素的影响,同时又受到源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差异以及目的语国家或地区商品广告法、商标法等的制约,从而引发创造性叛逆。对于广告翻译而言,这种创造性叛逆是以实现广告翻译的预期目的为前提的。     

法律翻译中译者的主体性

作为一种专业用途翻译,法律翻译越来越多地受到重视。目前,在对法律翻译中译者的主体性问题的研究中,大多数学者认为,法律翻译中的译者应该处于＂隐身＂的地位,原文本应当更受重视。本文主要通过对法律翻译词汇分析,揭示译者主体性问题在词汇中的反映,认为译者的主体性问题对法律翻译实践和理论研究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挑战命运的光明使者

去年冬天,一个意外的机会,本刊主编在他的老师李玉英引荐下,见到了旅居法国的学者桑韶华和她的先生法兰西院士……便有了这次访问<残杀光明>的译者桑韶华女士的文章.……     

翻译伦理的重要性和译者荣辱观建设研究

翻译伦理一是指译者自身的素质;二是指译者对于译入语文化的伦理责任;三是指译者对原作者及读者的伦理责任;四是指译者的翻译态度以及行规。译者树立正确的翻译伦理荣辱观对于翻译业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译者应具体做到:以热爱、弘扬祖国的语言文化为荣,以损害祖国利益为耻;以重视再现原文、原作为荣,以胡译、乱译为耻;以对读者负责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精益求精为荣,以粗制滥造为耻。这种才能保证翻译业的健康发展。     

翻译、性别与现代身份的建构——论20世纪初叶中国女性译者翻译中的性别政治诉求

20世纪初叶,中国传统性别秩序在启蒙知识分子的强国话语和西方现代女性观的输入中遭到挑战,女性译者通过文学翻译积极参与了时代性别话语的建构.她们在翻译活动中关注两性之情、女学目标、婚恋问题、女子贞节、女性生育、女子独立人格等时代焦点问题,在宏大的历史主流叙事中插入了女性自身的性别政治诉求,女性关怀立场十分突出.在审视他者、建构自我的过程中,女性译者表现出对新潮思想中潜在危险所具有的洞察和冷静判断,对塑造女性现代身份的独立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