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遵宪诗歌的"诗史"特征及其意义

从曹操到黄遵宪,中国古典诗歌形成了一个"诗只"传统,黄遵宪集其大成,堪为殿军.一部人境庐诗,就是一幅悲壮雄阔的晚清社会的历史画卷,不仅深刻描绘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的历史风云彩幻,且能"吟到中华以外天",从而再现了历史的风貌,把握了时代的脉络,写出了民族的心声,无愧于一部晚清"诗史".认真总结黄遵宪诗歌的"诗史"特质,对于我们弘扬民族精神,繁荣新诗创作,将提供有益的启示.     

张尔田与《玉溪生年谱会笺》

李商隐作为晚唐著名诗人,一生郁郁不得志,穷愁潦倒,但他的诗歌创作风格独特,后人读之,晦涩难懂。张尔田的《玉溪生年谱会笺》则将李商隐行年事迹,一一钩沉,知人论世,诗史互证,确有起列发凡且集大成的特点。     

运河文化的“画史”画家吴理人

在中国历史上，早就有过以“诗史”来评述一位诗人，因为该诗人以诗的形式描绘了历史。审视吴理人先生的运河风俗画，我觉得完全是可以“画史”来誉其作品的。     

崖州在何处 生渡鬼门关——唐贬官谪琼路线及心理考议

中原政权直至唐代才真正实现对海南的有效管治,海南大规模流贬史也自此掀开,通过对勘各种正史、方志、笔记、家谱、碑铭以及各类刑法地理之类的典志等史料,以诗史互证为重要方法,以考察唐代流贬制度为切入,以海南贬官为案例,笔者清晰地描绘了唐贬官由江南到岭南再到海南的万里投荒的路线和蛮荒忧惧、郡县逼迫、贼寇劫扰等凄风苦雨的贬谪心理及历史原因。     

诗史重建:林燿德与杨宗翰的现代性诉求

在重写台湾文学史／诗史的文化诉求中，作为新世代著名诗人和理论家的林耀德和杨宗翰，不仅以其创新的诗歌文本标举了新世代精神，而且以其深刻的理论阐述挑战了既成的文学史／涛史秩序和建构，表现出鲜明的现代性追求。林耀德和杨宗翰关于台湾现（当）代“涛史”的论述在体例、分期、史观上存在某些差异性：在林耀德那里，“世代交替”和新世代论述是他重写文学史／涛史的两个支点；而在杨宗翰那里，世代更替已经不再是个问题，因此他更侧重于文学史／诗史的深度思考和实际操作层面。然而，在现代性精神指向上他们却具有惊人的一致性，那就是颠覆，然后重构。     

毛泽东《沁园春·雪》引发的故事

毛泽东的咏雪词刊发后,御用文人毁之日“帝王思想”,“冶态妖容”;陈毅道此场风骚较量是：“方寸岑楼怎比高!”蒋介石愤然作色道：“比打一个大败仗还丢脸!”毛泽东不屑一顾道：“鸦鸣蝉噪,可以喷饭!”在中华3000年诗史上,如此壮景,尚无二例。一言兴邦,未免夸张;一词定国,却是事实。难怪外国人早已作出结论,一个诗人赢得了一个新中国。     

我们需要怎样的新诗史--关于中国新诗史写作的几点思考

重写中国新诗史 ,既要考虑对历史负责 ,又要考虑现实的感受。需要消解惟上是问、惟主流意识形态是问的积弊 ,尽量避免“流变史”式的习惯路数 ,着力强行“引入意义” ,建构谱系。对历史真实的修复 ,对艺术真实的修复 ,对知识分子立场的修复 ,对民间立场的修复 ,对独立、个在的写者立场的修复 ,对新诗之典律的修复 ,当是重写新诗史之必要且合理的基本思路。     

钱钟书论韩愈

韩愈为中古思想文化转型的重要人物,钱氏秉其“以变为常”之文学史观,于文本细读之中,推知昌黎之双向接受,并进而体察昌黎为诗文转折关捩原因之所在,同时秉同情了解之态度,于昌黎言行之不合处作平情之论。钱氏论韩出以札记形式,故而形式略觉零散,但细味之,则系统而有条理与钱氏解诗之范式有本末并照之趣,可由此而知钱氏谈诗之“一以贯之”者,并可于钱氏之性情作玄想之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