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微更新”让老街区焕发新活力

中共江苏省委十三届八次全会指出,要抓住我省作为全国唯一的美丽宜居城市试点省的契机,统筹推进"城市更新",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的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城市是一个生命体,城市更新则是实现新陈代谢、增强整体机能的调节机制。随着我国城镇化率超过60%,城市发展的重点已经从用地规模的拓展逐步转向功能品质的提升,城市更新正在成为城镇化下半场的主旋律。作为特大城市、中心城市和省会城市,南京已进入增量存量并重、在存量空间中实现增量价值的发展阶段,城市更新将是未来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有效推动京津冀创新链和产业链双向融合发展

根据莫兰指数测度,京津冀三地创新活动空间相关性不显著,说明三地间科技创新的联系度、融合度和均衡度还有待进一步提高。从国际层面看,推进创新链和产业链融合发展是我国应对全球产业链重构挑战的重要举措,中美贸易争端和新冠疫情冲击使得全球产业链遭受巨大挑战,产业链的本地化、区域化、链条缩短的趋势将进一步加强。     

出台乡村振兴的地方性法规

郊区是首都发展的战略空间,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关系首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6月1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草案)》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为加快推进乡村振兴提供了强有力的法治保障。考虑到乡村振兴是一项长期工作,结合北京市生态涵养区建设取得的重要制度性成果,建议出台专门的地方性法规《北京市乡村振兴促进条例》(以下简称"促进条例"),为乡村振兴提供法治保障。     

推动生态富民 实现“绿富同兴”

生态涵养区为北京市社会经济发展提供生态安全屏障,将生态涵养区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生态空间加以重点管护,是北京市委市政府的重大举措。"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将"绿"转化为"富",是我们最终要实现的目标。     

空间视域下流动老人生活质量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成都市的调查

伴随城镇化和老龄化,空间转换过程中流动到大城市的老人在居住环境、经济状况、社会交往、社会参与等方面出现空间排异。年龄、同住人数、居住年限、是否农业户口等人口特征变量以及人均住房面积、个人月收入状况、自评健康状况、自评社会经济地位、社区满意度、邻里交往频率、社区参与情况等因素均显著影响流动老人的生活质量。基于此,建议政府广泛利用多种就业形式促进流动老人的人力资源开发,加快完善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提升老人异地养老保障水平,重视城市社区公共文化空间建设,组织开展多样化的社区活动,合理规划城市社区基本公共服务设施,保障并提高流动老人的生活质量。     

空间观念的理论生成与话语转义——以康德的“先验空间”到“具身化”为例

康德针对绝对空间展开的继承性批判成为重构空间思想的必由路径,他用“绝对纯粹”来替代“神秘经验”,这是一个非神学的空间阐释框架,被誉为“哥白尼式革命”。在划清和传统空间观念的界限之后,康德以“经验”和“先验”为视角来廓清自己的理论构想并论证得出空间的重要属性：经验实在性和先验观念性。从这一结论亦不难看出康德对大陆理性主义和英国经验主义的贯通融合,即主体凭借空间化的表象,将内感官之“我”视为审美对象,这实际是上承“先验感性”中的论述。除此之外,康德空间观已预设了现象学的基本判断,这实际上开启了空间研究从经验性走向境域化、从形而上走向“具身化”的可能性。     

新中国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历史变迁与振兴路径

随着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向公共空间建设的重心转移,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成为乡村振兴视域下乡村文化建设亟待解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从历史维度看,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在不同时期的变迁历程,折射出国家制度安排的内在逻辑。探寻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变迁的演进逻辑和动力机制,对于推进当前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振兴具有较好的启示意义。     

滇南彝族自然神灵观念与村落格局

滇南彝族信仰原始宗教,深信"万物有灵".认为一个人生下来就灵魂负身,神有天神、地神和人神之分,鬼分善鬼(祖先神)和恶鬼(游鬼),并认为天庭、人间、阴间等3个世界构成原始宗教的世界观,神和鬼与族人具有严格的各自内外空间环境,并建村立寨、建盖新居及居家生活中自始至终充满着一系列庞杂纷纭的原始宗教巫术活动.     

长株潭两型社会城市群的产业结构优化与发展

本文认为城市群最大供给半径与最大需求半径对称的制造业产需平衡体,可实现远远高出于企业、行业与城市等规模经济效益层面之上的最大空间规模经济效益,它在宏观上促使投入产出效益最大化,因而又是一种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城市群;并认为推进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改革建设的关键在于构建这种制造业产需平衡体,必须以最大供给半径与最大需求半径相对称的"3+5"城市群为依托,按国际大都市的"标准结构"来定制产业发展,结合城市群的建设与改革做大做强制造业并带动服务业的大发展,走出一条有别于传统模式的工业化、城市化发展新路。     

空间重构与社会再造——老工业基地社会建设的现实与指向

老工业基地城市空间的重塑一方面打破了单位社会的原始空间,由单位认同联接的机械团结被破坏,但是从此也意味着多维复杂的新空间出现。从单位空间向社会空间的转换,不仅仅是个体心理调适的问题,同时还包括一系列社会安排的转换,如社会福利的提供、社会治理、社会参与和社会认同等在空间上的转换,由于老工业基地社会特殊的历史积习,形成了制度安排和资源动员的路径依赖,强化了在空间资源的博弈中不均衡的权力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