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检察调查核实权运行机制研究

在长期理论研究和广泛司法实践的基础上,我国将"民事检察调查核实权"纳入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之中,将其作为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职能的重要保障。然而,由于立法规定过于原则,导致该制度在实践运行中面临诸多障碍。民事检察调查核实权如何恰当行使、适用范围如何确定以及如何界定调取证据的法律效力等问题,已成为司法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应当从源头上厘清该项权力的性质,建立权力运行的程序规则,以此促进民事检察调查核实权力的规范运行。     

共产国际与陈独秀、陈炯明关系转折

<正>陈炯明成也惠州,败也惠州。他曾权倾一时,创造了"惠州人的广东"。陈独秀中国文化启蒙运动的先驱之一,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行者。两人虽然立场、地位迥异,但却拥有相似的成长经历和教育理念,热心新文化运动。1921年1月中旬至9月,受陈炯明之邀,陈独秀出任广东全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一职并在广东建党。在粤期间,陈独秀虽然受到省议会的一些议员、教育界的学阀、政客、孔教徒、守旧派、基督徒等封     

申请人死亡后仲裁活动如何进行

案情简介:申请人何某于2009年2月4日进入被申请人某砖厂工作。被申请人没有与何某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没有缴纳社会保险费。2011年9月3日,何某在为被申请人工作时病发,先后在不同医院治病,治病期间没有再为被申请人提供劳动。何某称,因被申请人没有依法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导致其在医院治病无法享受医疗保险待遇,因此申请仲裁,请求确认2009年     

从排污收费到排污权交易与碳排放权交易:一种财产权视角的观察

目前在理论上处于弱势的排污收费依然在我国社会现实中占据主流,而在舆论上不断高涨的排污权交易及碳排放权交易却迟迟没能进入实质性运转.为了有的放矢地解决我国的环境问题,有必要深入挖掘二者的理论基础.丹尼尔在哈丁解决“公地悲剧”思路的基础上提出“自由获取悲剧”理论,试图挖掘财产权的基础并提出解决地方性环境问题的方案.在我国,排污收费制度主要以环境物品的公共所有权为基础,而排污权交易及碳排放权交易则以公共所有权及私人所有权并存为基础,并且企业对环境物品的私人所有权主要通过有偿方式取得.排污收费制度在我国已遭受诸多诟病,而排污权交易及碳排放权交易的有效性取决于权利配置是否合理、监管是否到位、市场是否成熟等因素.     

律师旁听讯问的法律规制探析

律师旁听讯问能够有效保障犯罪嫌疑人的人权,能够促使侦查人员转变执法理念,提高执法水平,最终真正实现司法公正与高效。对于凡是允许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的案件,律师在所有讯问活动期间和每一次讯问的全过程都可以旁听,可以耳闻目睹讯问的整个过程,应赋予律师知情、帮助、核查、提出异议等权利。与此同时,法律赋予律师保密义务。律师滥用权利或实施了侵权行为的,也应受到法律的惩处。     

新技术时代广播组织权保护的难题与破解——基于请求权基础的视角

数字时代的到来、网络技术的进步给广播组织权益的保护带来了诸多问题,我国《著作权法》对广播组织权的请求权基础规定不够完备,使得广播组织在网络环境下的授权和维权面临着授权依据不明、维权力不从心的尴尬局面.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正在致力于制定新的国际条约以加强广播组织权的保护,我国在《著作权法》修订中也应当兼顾国情与国际环境,在平衡权利人与社会公众利益的基础上扩大已有请求权基础范围、增加新的请求权基础并设定相应的限制,以期在保证社会公众合理使用的前提下完善广播组织权的保护.     

形成权诉讼与形成之诉关系辨析

对于权利人依其单方意思表示即可使民事法律关系发生变动的一类民事权利,民事实体法学在理论上将其统称为形成权,而以形成权为基础提起的诉讼并非当然是形成之诉这么简单.事实上,在这一集合概念之下的各子权利,根据民事实体法对其行使方式的不同规定,以其为基础提起的形成权诉讼与形成之诉的关系也呈现出不同的样态,或为包含与被包含、或完全两立、或相互交叉.形成权诉讼与形成之诉在诉的类型、判决形式及判决效力等方面都有着较大的差异.     

版权

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第二稿公布7月6日,国家版权局公布《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第二稿),从7月6日起至7月31日公开征求社会各界意见。与3月31日公布的《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相比,第二稿对于此前争议较大的录音制作的法定许可、集体管理组织延伸管理、"孤儿作品"授权机制等问题给予了积极回应,并参考《视听表演北京条约》进一步明确表演者权的相关规定。《著作权法》(修改草案)3月31日公布后,第四十六条关于录音制品的法定许可条款在音乐界引发强烈反应:"录音制品首次出版3个     

单位证明制度:法理基础转换与制度重构——以民事诉讼为视角

作为一项内生型制度,单位证明制度虽然有着旺盛的生命力,但却被多种理由反对,产生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人们对该制度法理基础的认识存在偏误.单位不得作为证人的原因主要在于功利而非逻辑,由此产生的制度间隙在大陆法系主要是通过嘱托调查制度来填补的.该制度所实现的功能与我国的单位证明制度类似,故而可以作为我国重塑单位证明制度的模板.因此,单位证明制度的法理基础应转换为言辞原则的变通、自由证明、证据自由以及当事人证明权的保障.重构单位证明制度首先应当将单位证明定位为简易、特殊的证据方法,然后从受托单位的要求及其应答义务、调查的客体、调查的程序以及诉讼费用等几个方面进行制度构建.     

大数据时代下隐私权和信息权的研究

大数据是把"双刃剑",它能够促进经济变革、造福社会,但如果被一些不法分子利用,将会损害社会利益和公众利益。大数据时代对隐私权和信息权的保护带来了新的冲击。大数据时代下,对于侵犯隐私权和信息权的行为,可补充适用过错推定责任;在特定情形下,也可适用惩罚性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