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如何说理:中国经验与普遍原理

中国司法的裁判文书一直因缺乏说理而饱受批评。究其原因,并不能简单归咎于法官的腐败、无能或缺乏督促机制。影响裁判说理的因素,既有隐藏弱点、注重判断、直接沟通等普遍原因,也有其特殊原因,即特定的法民关系。在当代中国的积极法民关系下,法官的主要说理对象是当事人以及一般公众,而非专业的法律共同体成员。法民关系对裁判说理的制约影响,在德国和美国也同样适用,是一个普遍原理。因此,司法改革无论是模仿德国还是美国,只要不改变中国特殊的法民关系,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司法裁判文书的说理特征。法学界和实务界要把握四五司法改革的历史机遇,应当从实际出发,结合法民关系的现实特点,完善中国法官的裁判说理。     

The Argument of Judges in the View of Legal Methodology

法院应是人们讲理的场所,法官应该说理,通过说理以增强判决的说服力与可接受性.法官不说理导致判决的可接受性低,当前申诉、上访、执行难等现象就是明证.为此,研究法官说理方法成为加强法官说理必然途径.研究法律解释、法律推理、法律论证等法学方法有助于完善法官说理的方法,有助于从法官说理能力、说理权责、说理激励等方面构建法官说理机制.     

记载量刑经验的制度方式——以《最高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为分析样本

在当代法治社会,利用强大的制度记忆能力完善说理机制必须寻求定型量刑经验的制度方式。最高人民法院数易其稿,三度修正《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意见》或者量刑指南)正是试图通过规范量刑步骤和方法重拾法律人的信心,重树司法     

法官的法理认同及裁判说理

司法裁判运用法理说理必不可少。法理说理既是法官自我认同的表现,也是当事人和公众认同裁判所必须的,更是司法裁判在法律框架秩序内回应民意的重要手段。法官运用法理说理,可将法理融于法律方法之中,对得出裁判规范的过程进行解释、考量和论证,使正义以看得见的方式得以实现。同时,法理说理应辅以修辞学方法,充分考虑当事人和公众的心灵、情绪和情感因素,以增强裁判的社会认同度和可接受性。     

优化量刑建议之进路思考

作为完整诉权之量刑建议制度的引入,目的是帮助法官合理量刑并督促其判罚说理。虽然自我国全面试行以来取得了积极成果,但是也暴露出来了很多问题。检察机关量刑建议经验的匮乏,其在我国几近"单存一造当事人"的地位,将其公诉犯罪偏重重刑的角色演绎到了极致。加上量刑规则和量刑建议制度的不甚完备,导致我国量刑建议的混乱和流于形式。理清问题,法检共建量刑规则,完善量刑建议的保障举措,对于在我国真正发挥量刑建议制度的价值至关重要。     

司法裁判文书援引指导性案例裁判要点的“叙事”模式

指导性案例裁判要点嵌入裁判文书是统一裁判尺度、提高文书释法说理效果的一种有效形式。裁判文书作为独立的叙事文本,指导性案例裁判要点的嵌入必将改变文书内部的叙事元素关系网络及结构,带动“演绎式”向“演绎+类比式”双线叙事结构转变,进而形成嵌套式叙事风格。基于司法实践语境,嵌套式文书的叙事理念和叙事模型得以重新诠释;依文书叙事者援引案例的主、被动性区分叙事情境,可以差异性地构建微观层面的嵌入型叙事模式,以满足裁判文书制作的内在需求,即聚集该类叙事形态构成体系以产生合力效应,完成微观表达上的统一,进而从宏观上促成裁判文书叙事风格的良性转变。     

经济犯罪侦查的方法论

在经济犯罪侦查过程中,要对行为准确定性,并据此收集有力的证据,不能绕开的问题就是方法论。经济犯罪案件中可通过实质判断方法、充分说理方法和保持法秩序统一性的方法来收集证据。实质判断方法中,行为实质上没有违反规范的场合,不宜经济犯罪论处;行为实质上不会造成法益侵害的,不是经济犯罪。充分说理方法对构成要件的解释要有穿透力;紧密结合司法解释的精神认定经济犯罪;不排斥推定方法。保持法秩序统一性的方法中,不违反知识产权法的行为,不可能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事出有因的违约行为,不能按照合同诈骗罪处理。     

检察权优化语境下量刑建议权运行困境及破解

为了有效破解量刑建议权运行困境,本文以检察权优化为基本语境,以量刑建议权运行的内在规律和要求为逻辑起点,将目前量刑建议权的运行困境进行整理,得出应构建量刑建议权修复之四方维度,即加强量刑信息的准确化、全面化以提升量刑建议效果;增强量刑建议说理科学化以规范量刑建议运行程序;推进公诉队伍素质专业化以优化量刑建议职能主体结构;促进量刑建议监督系统化以强化量刑建议工作内部监督。     

司法公信力的形塑：民意弥合与裁判说理

司法公信力的本质在于公众自发地信服与认可司法过程和结果。过度放大司法公开、公众参与的作用容易逾越法治的形式,在实质上以情理代替法理。司法走向专业化、精英化、职业化是提升司法质量与效率的必然,过分强调融情于法存在异化为迎合民意的危险,会加剧司法公信力的式微。裁判文书公开制度与指导性案例制度分别对增强裁判文书说理性起到倒逼和激励作用,但可能加剧防卫型司法现象。舆论狂欢的反面往往是以法官为代表的官方话语的集体性失语。司法公信力的形塑应当从对民意的迎合走向对民意的弥合,在个案中由法官通过裁判文书的法律说理与逻辑推演,使正义被看见。     

指导性案例的参照难点及克

案例指导制度在我国实施以来取得了良好的实效,法官参照案例的实践局面已初步打开。从目前应用案例的经验情况来看,大部分指导性案例都得到了或多或少的参照。与此同时,案例应用过程中也暴露出了“参照难”的问题,这突出表现在相似性判断难、具体参照内容确定难、明示参照难、参照案例充分说理难。该现象产生的原因颇为复杂,包括指导性案例的效力性质柔弱不明、案例推理思维相对陌生、缺失激励和惩戒措施以及尚未形成案例集群的效应。为破解参照难题,须明确判断案件相似性的方法、落实明示参照的要求、充实裁判规则的供给以及推动现有裁判文书结构的优化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