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名誉权保护的刑民协调必要性——以行为人主观状态为中心

我国刑法与民法对名誉权的保护存在差异。在损害他人名誉事实非真实性的主观状态上，刑法采“故意捏造”标准，而民法采“合理核实义务”标准。虽然法律部门差异和刑法谦抑可作为解释理由。但我国的刑民差异与美、德等国不同，这些国家均有其实现刑民协调关系的机制。就体系性而言，我国诽谤法律调整的刑民差异导致法秩序整体的不协调。就价值判断而言，刑法的标准导致言论自由处于优势保护地位，在民法上言论自由与名誉权则处于同等的位阶，刑民差异与宪法价值秩序统一原则相悖。就实际效果而言，刑法将未尽合理审核义务的不实言论排除在外，将造成名誉权刑法保护的畸轻或畸重。刑法与民法均以合理核实义务标准为基本规则更可取。在涉及公众人物或公共利益以及多次转发等情形，刑法与民法对于名誉权保护也存在协调的必要性。     

网络诽谤案件的公诉化诉讼机制构建

我国诽谤案件刑事诉讼机制长期以自诉为原则,公诉为例外,有利于保护受害人隐私,促进社会关系的自主修复。随着网络的普及,网络诽谤事件频发,自诉为主的诉讼机制逐渐难以应对网络为媒介的诽谤行为。网络诽谤与传统诽谤案件相比,受害主体更为随机、传播速度更快、传播范围更广、社会危害更大,且网络诽谤常以匿名方式进行,网络诽谤事件受害人自行诉讼的负担也更大。虽然相关部门针对网络暴力进一步明晰了网络诽谤公诉的标准,但多为发生严重后果之后的救济而非事中阻断。网络诽谤案件的自诉基础逐渐消解,公诉程序优势日益凸显,吸收自诉程序的重要价值,在相关指导意见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公诉范围,逐步建立网络诽谤案件完全公诉的刑事追诉机制具有现实可能性。     

英美诽谤法的特殊抗辩事由研究

英美诽谤法为实现保护言论自由和尊重个人名誉的平衡,设计了诸多精细的特殊抗辩事由,包括以真实性作为完全抗辩的依据;涉及公共利益的、基于事实的、真诚的公允评论;法律授予特殊场合的特权抗辩(绝对特权和受约制特权)及制定法规定的严格责任抗辩事由.这些抗辩事由使英美法诽谤法实现了法益平衡的目的.     

从“诽谤门”事件看“网络推手”行为失范的刑法规制

随着蒙牛与伊利之间“诽谤门”事件的逐渐明朗,一些“网络公关”或者称之为“网络推手”的不当行为甚至是违法行为,开始受到公众和业界人士的广泛关注。如何规范这些“网络推手”进而维护网络文明,成为当前我国净化网络环境急需解决的问题之一。     

事实陈述、意见表达与公益性言论保护——最高法院1993年《名誉权问题解答》第8条之检讨

言论自由与名誉权同属宪法基本权利,无位阶先后之分,二者的平衡应在个案中实现。言论分为事实与意见,二者的区分是规则建立的基础。对于事实,真实是基础性要求,但真实并非一定不诽谤,不真实也不一定必然诽谤,表面的、片面的真实事实暗示虚假事实亦可构成诽谤。合理查证是判断事实是否诽谤的基本标准,我国不宜引进真实恶意原则。对于意见,应坚持合理评论原则。善意地针对可受公评事项发表言论不构成侮辱,侮辱不必然导致名誉受损。以事实为基础的评论应将合理查证与合理评论相结合,评论的空间应尽量宽广。     

《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解读北大核心

2013年9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为便于深入理解和准确适用《解释》,现对其主要内容解读如下：     

论网络诽谤犯罪的刑法规制

涉及"网络言论自由"的案件如今已屡见不鲜,纵观我国现行立法,在有关网络诽谤犯罪的预防与惩治过程中暴露出理论研究滞后、司法实践尺度混乱、司法解释缺失以及监管秩序不完善等漏洞。由于法律的滞后性,互联网犯罪日益猖獗的现象使人束手无策,刑法作为维护社会秩序的最后一道防线,必须及时介入、充分保障网络环境有序发展,维护网络用户的合法权益。     

网络空间的罪与罚——关于网络诽谤罪的思考

加大打击网络诽谤是切实保护公民名誉权的现实需要,有利于促进网络信息的健康发展。但操作不当则可能压制言论自由和网络反腐,不利于推进社会的民主化进程。如何实现言论自由与名誉权保护的平衡,不仅触及社会的敏感神经,更对顶层设计和执法能力提出了严峻的考验,值得深入思考。     

网络诽谤罪的客观要件分析

网络诽谤行为一直以来备受关注,其不仅涉及到宪法权利的保护,还涉及到刑法法益的保护。为了准确的打击犯罪,平衡刑法的法益保护机能与自由保障机能,我们首先应当对诽谤、网络诽谤的概念及其外延进行深入研究阐述,其次应对网络诽谤的罪量标准进行定位和具体认定,从而在司法实践中正确地认识和对待网络诽谤罪。     

网络诽谤“情节严重”标准之探讨

“情节严重”作为诽谤行为入罪的一个必要条件，恰当确定其认定标准无疑十分重要。而网络诽谤因其实施域境等的特殊性，司法解释简单地以“点击”、“浏览”、“转发”之“数量标准”作为“情节严重”的判断标准，不仅有司法“偷懒”之虞，更是凸显其实质上的不合理性；应当代之以“导致受害人的社会评价严重降低或者名誉严重贬损的”判断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