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奋力推动工业大突破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贵州工业产业发展将在规模总量、结构优化、技术创新、产业链条、项目建设、平台支撑上分别实现大突破。到2025年,贵州省工业总产值要突破2.8万亿元,全省工业企业达到10万户,"十四五"期间工业投资累计突破3万亿元。     

日常性:民族地区社会工作的实践取向

解决好我国社会工作在区域之间"不平衡"的发展问题,将是社会工作专业进一步参与提升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水平的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但当前民族地区社会工作发展的相关研究,为了突出民族地区的特殊性,将文化本身从当地的日常生活中抽离出来,成为研究的客体和对象,忽略了民族地区社会工作的"日常性",即少数民族群众生活的绵延性和社会工作的结构性的矛盾与统一.从日常性出发,民族地区社会工作应当遵循浸入而非介入、主体而非客体、理解而非解释、互构而非设计的实践取向.     

民法典编纂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环节

即将出台的民法典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基本法律表达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进行重新描述,明确强调"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构成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即将出台的民法典则是对这些基本经济制度的基本法律表达。     

全面发展人民民主的复合结构与战略选择

中国的改革开放逐渐由中心走向全面，由“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出发，从“三者有机统一”走向“四个全面”“五位一体”。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人民民主也逐渐走出了一条全面发展的道路，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越来越体现出全面发展的趋势。在全面发展的过程中，人民民主在主体上体现为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的复合，并以此为中心形成了复合结构；在过程上表现为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与民主监督等过程的复合，体现为全过程人民民主。全面发展人民民主必须注重运用整体性、系统性、协调性的全面思维，正确处理人民民主与党的领导的关系、人民民主与法治的关系、人民民主与以人民为中心的关系。     

武山县——培训搬进田间地头

“咱都是老农民,知识水平有限,培训课程太过专业,学不来。”武山县果业发展中心技术人员发现,传统的培训班并不能带动起群众学习的积极性。通过听取多方意见,他们决定成立2支技术指导工作队,结合党史学习教育“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在各乡镇种植大户以及农户果园中开展夏秋季技术培训指导工作,将课堂设在田间地头,手把手地教农户果树种植管理技术。     

论中国古代的“六事法体系”

中国古代采取"官法同构"的制度建构基本模式,根据国家事务管理需要,设置官制;根据官吏治理需要,建立法制,进而实现"治官"与"治民"的双重目标。从汉唐至明清,官制经历了从"三公九卿"到"三省六部""六部"体制的演进,法制则经历了"六事法体系"的萌芽、建立、成熟、完善等发展阶段。至明清之时,与中央六部官制相对应,以吏事法、户事法、礼事法、兵事法、刑事法、工事法为主体的"六事法体系"成熟、完善。通过对于"户事法"的透视,可以看到,"六事法体系"对于国家事务与社会关系形成广泛覆盖,基本实现了对于文武百官、社会万民的全面调整。这一法律体系,符合古代国情,满足古代治国理政需要,并在维护国家统一、构建社会秩序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这一法律体系,既体现了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社会管理方式的鲜明特色,也展示了中华民族的政治智慧与法律智慧。     

浅谈成品油销售企业培训基地配套体系建设

培训是企业发展不可或缺的的一项战略性、前瞻性工程.随着企业规模、效益等方面的逐步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着手内部培训基地(企业大学)建设.然而,较大部分企业热衷于前期基地建设及相关硬件配套,缺乏持续性的师资、课程、专业管理等方面配套体系的投入和建设,导致培训基地无法为企业升级发展提供强有力支撑.文章通过对中国石油四川销售分公司基地配套体系建设构成的分析,着重介绍了其"124"培训配套体系建设思路.     

数字经济规则和治理体系的包容性构建

数字经济规则和治理体系对数字经济发展将产生重要影响,全球数字经济的平稳运行需要通过包容完备的数字经济规则和治理体系进行保障。目前全球范围内,数字经济规则和治理体系是较为零散且相对孤立的,甚至存在着冲突与割裂。数据的“流动性”、数字经济市场空间的“共通性”和数字经济发展机会的“共享性”决定了数字经济规则和治理体系的包容性构建。包容性的数字经济规则需要在世界范围内充分发挥其示范性的作用,既要充分尊重数字经济主体的差异性,也要实现数字经济规则的普遍适用,最大限度保障各方主体平等参与数字经济的治理、共享数字经济发展成果,推动世界数字经济秩序和治理体系的包容性发展和完善。     

双层区分制:比较视野下我国犯罪参与体系的类型归属

在解决共同犯罪定罪量刑的路径上,世界不同国家形成了单一制和区分制两种立法模式。单一正犯体系在不法构成要件层面不区分犯罪参与形态,将所有犯罪参与者都视为正犯,且认为不法程度等价值,这存在着不足。区分制通过在不法层面区分正犯和共犯,在实现量刑精细化的同时实现罪责刑相均衡,但其因正犯判断更加趋向实质化而饱受批评。相比较而言,我国参与体系不同于上述两者,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双层区分制犯罪参与体系。在正犯与共犯的区分上,我国宜采取"规范性实行行为说",这有利于维护构成要件的定型性机能。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对我国制度建设的贡献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充分体现了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入回答了在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上"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这个重大政治问题,集中了全党智慧,反映了人民意愿,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纲领性文献,也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宣言书。《决定》意义重大、贡献很多,仅从制度建设的角度看,其贡献也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