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尔“自然主义的谬误”观批判

摩尔在形式逻辑的基础之上,利用语言分析和逻辑分析的方法,根据事实与价值的二分,对自然主义伦理学和形而上学伦理学的"自然主义的谬误"的批判有一定的合理性。自然主义伦理学与形而上学伦理学根据事实与价值的联系,用"自然事物及性质"以及"形而上学的实在及性质"给"善性质"下定义也有一定的合理性。从理论上说,摩尔的元伦理学所强调的只是传统伦理学的形式方面,只有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之上,在社会历史的过程中,才能建立起真正合理的关于"善性质"的定义。     

腐败:“合成谬误”的恶之花

垄断的权力+疯狂的私欲+温柔的监督+宽松的惩治,经有效甚至高效的耦合生成腐败,而这4个要素中的关键是垄断的权力。     

司法中法律解释的思维过程探析--就审判利格斯诉帕尔默案与德沃金的对话

本文通过分析司法中法律解释的思维过程 ,对法律的确定性、司法的自主性以及法律方法的纯粹性提出质疑。疑难案件的判决结果并不来自于法律内部 ,对不同判决方案预测其社会效果并权衡其利弊得失是隐含于法律解释中的思维过程 ,但正是这个隐含的思维过程决定了疑难案件应当如何判决、法律应当如何解释。     

票据权利体系理论修正之探析——以票据上付款人的法律地位为视角

付款人在基础关系中对出票人指定的权利人（包括收款人和其他持票人）不负有任何义务,出票人所指定的权利人对付款人也不享有付款请求权;在票据关系中付款人的地位如同原因关系中的第三人,对持票人不负有支付票载金额的票据债务,当持票人向其提示承兑或提示付款（仅指即期汇票中提示付款）时,付款人有决定是否承兑和是否付款的自由,不须对持票人负票据责任。现行票据权利体系理论存在属种概念间定义不一致,内部构成缺漏及其间关系错误等问题。应修正票据权利的定义和内部构成,完善票据权利体系理论。     

论二难揄中的两个谬误

本文就二难推理的定义、形式等两个方面分析了这两者存在的谬误,重新给二者予以界定;并提出了二难推理简单破坏式（简单否定式）不能成立的观点,同时为其他三种形式规范了新的公式。     

科斯命题的谬误

科斯命题的谬误分为逻辑谬误和经验谬误,学术界对科斯命题的谬误的争论经常在两个不同层次上展开,造成了很多混乱。自由交换版科斯命题、交易成本版科斯命题和完全竞争版科斯命题是否是同义反复或者逻辑谬误在于“交易成本”、“自由交换”和“效率”的定义,实际上属于是否逻辑谬误的问题。科斯对经验世界的判断“通常”、“往往”似乎成立,但仔细分析,科斯的判断是错误的。     

误读

我对阅读的选择是:有情趣的,有思想的,有知识的,有文采的。兼而有之为上,有一样也可。有谬误并不可怕",谬误"通常是一种怪味,正是这种怪味,能够提起胃口,也能增强人的免疫力。可怕的是那些"绝对正确"却平庸如白水的书,如果既平庸又可劲装腔作势就不只可怕,还可憎。平庸文章我也不是绝对不喜欢,它是我治疗失眠的"良药",很管用的。     

“饿死3600万”的重大谬误是怎样产生的?——对杨继绳先生两篇文章的答复

香港出版的《墓碑》一书,称我国三年困难时期"饿死3600万"人。最近几年,孙经先教授连续发表了数篇文章,对三年困难时期我国人口变动问题进行了分析,坚持用事实揭露《墓碑》一书大量使用伪造的、被篡改的和极为荒谬的数据,明确指出"饿死三千万"是重大谣言,并正在编著《还历史以真相》一书。重要的历史见证人、93岁高龄的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成瑞同志为该书作序:《有力揭批"饿死三千万人"谎言科学研究"三年困难时期"人口真相》。最近两年,杨继绳先生又于2012年9月17日在纽约时报中文网发表《脱离实际必然走向谬误》,并于2013年12月在《炎黄春秋》第12期上发表《驳"饿死三千万是谣言"》。孙经先教授这篇反驳文章,对"饿死三千万"重大谣言的来龙去脉作了辨析,以正视听。     

SSNIP市场界定方法、缺陷及其改进

相关市场界定在反垄断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选择有效的市场界定方法一直是反垄断法争论的焦点。回顾市场界定的历史,尽管SSNIP存在明显的缺陷,但经过改进的SSNIP依然是市场界定的最好方法。     

民进党“核心思维”的谬误

苏贞昌于6月上旬赴美国访问前,谈及民进党的两岸政策时称,民进党的政策就是“台湾前途决议文”,“台湾早已独立,现在最重要的是建设国家,不是走回头路搞台独”,“台湾不必再喊台独,要往前走”。在7月4日举行的“华山会议”第一次会议中,苏贞昌再称“‘台湾前途决议文’是民进党的核心思维,民进党的‘对中政策’必须要和国民党有所区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