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促进团队合作？

一直以来，微观经济学都基于这样一种假设：人人都是自私的，他们之所以愿意给别人提供服务和产品，是因为这样能给自己带来更多利益，这就是被称之为“无形之手”的市场的力量。基于这种假设，我们总是根据物质激励、奖励和惩罚来建立制度和组织，推动人们去实现公共事业、企业和社区的目标。     

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中

领导干部要想真正在群众心目中留下一点"影"、留下一点"声"、留下一点印象,就要精心谋事、潜心干事,努力为人民多作贡献,而绝不能靠作秀、取宠、讨巧,博取一些廉价的掌声。领导干部要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党和人民把我们放在这个岗位上,这是对我们的信任,是赋予我们的责任,是给我们为党分忧、为国效力、为民尽责的机会。"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中。"为"官"     

积极营造“快乐工作、健康生活”的人文环境促进企业和谐建设

企业的和谐首先要达到人的和谐,企业经营者应当认识到健康、快乐、高效的员工是企业最宝贵的财富,是提高企业工作效率和管理效能的一个重要条件,也是企业持续、协调、有效发展的根本保障。一、对快乐工作、健康生活的认识及对企业和谐发展的重要意义(一)快乐工作就是调动和激励员工在建设企业中感受     

做贴心的金融卫士——记苏州常安保安服务有限公司颜志良

2020年4月,由苏州市总工会主办的“苏州五一劳动奖章和苏州工人先锋号”评选活动落下帷幕,来自苏州常安保安服务有限公司的颜志良被授予“苏州五一劳动奖章”。颜志良十三年如一日坚守岗位,为守护银行安全作岀了积极贡献。     

大历史视域下毛泽东探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贡献与经验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中国共产党近百年来执着探索的使命。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为此做出过巨大贡献。从大历史的角度看,毛泽东的贡献集中表现为:"两条道路,两个探索":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改造道路;探索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式,保持党和国家政权纯洁性的手段。在取得成功的同时,也出现一些失误,积累了一些宝贵经验,对后继者接力探索、继续追梦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政府干预与国有企业高管薪酬激励有效性:制度背景与传导机制

国有企业分类改革要求竞争性行业国有企业建立市场化薪酬制度,完善高管薪酬激励机制。高管薪酬激励是公司治理的重要内容,有助于缓解所有者与管理者间的利益冲突,确保企业实现利益最大化的经营目标。当高管薪酬激励对公司业绩存在正向促进作用时,表明薪酬激励是有效的。在我国特殊制度背景下,高管薪酬激励作用的发挥受到政府干预的影响:一方面,政府为实现政治目标存在干预国有企业经营的动机;另一方面,政府通过提供补贴迫使国有企业承担冗员负担,从而导致业绩损失,进而降低高管薪酬与业绩相关性。实证结果表明,在政府干预—冗员负担—高管薪酬激励这一传导机制下,竞争性行业国有企业由于政府干预确实承担了冗员负担,且冗员负担削弱了高管薪酬激励的有效性。新一轮国企改革正强力推进,竞争性行业国有企业改革是改革的核心,应注重厘清政企关系,减少政府过度干预;剥离社会性负担,加速社保体系全面构建;健全政府补贴审批流程,营造公平竞争环境;设计市场化高管薪酬契约,完善薪酬激励机制。     

法治的核心要义在于实现权力规制

<正>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是我们党历史上第一次在中央全会上专题研究"依法治国"问题,第一次以党的文件形式就依法治国问题作出全面规划,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法治建设作出的重大历史性贡献,适应了我国新形势下治国理政的新要求,在我国改革发展历史进程中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就《决定》所作的说明中指出,法律是治国之重器,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解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要推动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不断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社会福利视角下的专利制度问题

任何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内实施的制度都必须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生活条件,并适时调整才于社会进步有所助益。依据何种标准、进行多大程度的调适,以及调适之后的相容性如何,取决于诸多变量。随着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目标的提出和推进,担负创新激励功能的专利制度备受瞩目,如何在激励创新与社会福利保障之间找到一个相对均衡的点,使得两者之间形成良好互动,是一     

完善的法律何处寻? 谈我国《著作权法》的修改

"完善的法律"是一个绝对真理,法律修改仅仅是试图使其趋向完善,但却不可能实现"完善"的目标,著作权法的修改亦是如此。著作权法的修改工作逐步进入尾声,但对著作权法修改的探讨并未止于此。著作权法修改应遵循基本的法律制定原则,在引进其他国家已有规定的过程中,注重遵循法律制定基本原则以及激励原则和利益平衡原则。此次著作权法修改过程中,利益平衡和著作权权能变化是最为值得关注的两大问题。立法者如不能把握好利益的天平,就会引发相关群体的不满,第一稿的第四十六条即为例证。著作权权能的增减也需要立法者斟酌其必要性,以增强著作权法的可操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