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私、贩卖麻醉药品、精神药品案件办理实务

涉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类新型毒品案件存在主观明知认定难等办理难点,检察机关应注重收集有助于认定主观明知的电子数据及其他客观性证据,运用“穿透式”审查思维予以准确认定。针对确定刑量刑建议提出难的问题,检察机关应当全面考察毒品数量、用途、行为人的主观恶性、既未遂状态等因素,综合评价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确保罪责刑相统一。对于实践中存在的“捕诉分离”问题,可通过完善介入侦查机制,有力引导侦查,夯实证据基础。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犯罪案件侦查

近年来,伪劣产品在我国泛滥,妨害正常的市场秩序,危害消费者的身心健康,也损害了我国在国际市场上的声誉。为此,我国加大了打击制售伪劣产品犯罪行为的力度,在全国多次深入开展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产品的专项斗争。文章介绍了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认定及侦查方法。     

社会转型期行政人员道德人格探微

在我国社会转型期,行政人员的道德人格出现多样化,“权威型人格”、“依附型人格”及“多重人格”等道德人格不同程度存在。行政人员道德人格的多样化,既源于传统文化的影响,也有着深刻的现实原因。建设与发展服务型政府,是培养行政人员自主道德人格的关键。     

在纪念西安事变7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同志们,朋友们: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集会,纪念西安事变70周年。首先,我代表中共中央向张学良和杨虎城两位将军,向在西安事变中作出贡献的爱国志士们,向所有为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而奋斗的前辈和牺牲的先烈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和深切的怀念!西安事变是中国20世纪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强占我国东北三省后,加快侵略步伐,加紧进攻华北,企图把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威胁。在国家、民族危难的紧要关头,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和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感召下,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出于民族大义和爱国赤诚,毅然于1936年12月12日在西安发动兵谏,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经过中国共产党和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以及国民党内主张抗日的力     

数据财产化及其法律规制的理论阐释与构建

在大数据时代,数据日益成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并具有重要的财产性利益.数据具有财产属性,应受到法律保护.符合知识产权法保护条件的数据可以纳入知识产权保护范畴.不具备知识产权客体条件的数据,在存在值得法律保护的财产性利益或竞争性利益时,可纳入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数据的专门立法也是数据法体系构建的重要走向.关于数据的法律性...     

兼容并蓄抑或择一从之——试论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与监事会的取舍

独立董事制度和监事会作为公司内部两种不同的监督方式,已同为我国上市公司所采用。但是两者能否真的“兼容并蓄”,或者必须忍痛割爱,在二者之间作出选择?本文试图回答这个问题,通过剖析独立董事制度的优越性,从而来论证独立董事制度必将替代监事会制度。     

一人公司性质问题研究

随着经济和公司制度的发展,一人公司为越来越多的国家立法所承认,我国新《公司法》也已确立了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合法地位。学者们大多只是从实践角度论述一人公司存在的合理性,对于一人公司的性质究竟是什么的问题,并没有提出令人信服的论据。本文将针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分析,认为对一人公司性质的评判应当突破传统理论框架,在更为科学的层面上予以重新认识。     

真诚悔罪情节适用的异化与回归——以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为视角

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中真诚悔罪情节有其特定的内涵、特征以及理论来源。本罪中真诚悔罪情节的适用之所以会发生异化,它主要是由认定真诚悔罪的主体多元化、启动认定真诚悔罪的程序差别化、认定真诚悔罪的标准表面化、认定真诚悔罪的程序简单化等所导致的。有鉴于此,应通过认定真诚悔罪的主体单一化、启动真诚悔罪的程序全面化、认定真诚悔罪的标准本质化、认定真诚悔罪的程序集成化等,最终实现其理性回归。     

民法典视野下担保合同效力的制度变迁

从担保行为历史、担保合同效力立法、司法实践的角度考查,担保制度经历了从人格向契约、再由契约向政策的变迁,各阶段的效力规定均体现了特定的社会背景并具有时代适应性.民法典对保证及物权担保合同中主从合同的效力关系进行了统一规定,其法定主义立场重申了对担保秩序稳定性的价值追求,反映了立法者在面对日新月异的担保现实时追求公平的整...     

非法持有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物品罪的规范限缩

持有行为入罪的正当性原理是行为对法益的抽象性危险。《刑法修正案(九)》设立的"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物品罪"不满足持有型犯罪的基本特征:"持有行为与实害结果的密接性",存在对法益保护原则稀释。究其原因,在于宏大反恐背景下对于安全价值的过度倾斜。罪状中规范性构成要件要素含义不明确以及本罪的"恐怖主义活动"属性,导致了实然上规制范围的非理性扩张和制裁程度的加重。基于法教义学的叙事逻辑,在我国现实的刑事立法下,理应对本罪的处罚边界进行规范性限缩,具体路径包括:构成要件要素的规范解释、"正当目的"的出罪机制以及"最后适用性"的潜在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