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实履行社会责任 全力支持抗疫一线——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积极支持和参与疫情防控工作

我省自1月2日报告首例新冠确诊病例以来,疫情形势不断严峻。为严防疫情扩散,河北省和石家庄市立即启动应急机制,坚决用最快速度、最高效率,把疫情控制在最小范围。我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积极响应,在第一时间发出倡议,号召各级组织和广大成员守望相助、众志成城、抗击疫情,冲在抗疫一线,用实际行动诠释责任与担当。     

地方政府、权利经营与流动人口的市民权利获得

流动人口的市民权利获得问题是中国转型时期的重要研究议题。基于对地方政府的深入考察,发现:地方政府的权利经营行为是影响流动人口市民权利获得重要影响机制。权利经营是指地方政府作为追求财政最大化的理性行动者,自1980年代初期起在一定程度上将市民权利进行了商品化、财政化,对市民权利进行"定价"并向流动人口"出售",而流动人口则只能根据自身情况通过"购买"获得市民权利。要让流动人口真正享有均等化的市民权利,关键是要进一步完善成本分担机制与加强地方督查机制,逐步消除地方政府的权利经营行为,回归权利不可商品化的本原。     

国家有难 匹夫有责

己亥末,庚子春,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肺炎疫情袭来,严重威胁着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农工党广东省委会广大党员不惧危险,夜以继日地奋战在防控疫情第一线。发出倡议全体动员农工党广东省委会领导班子时刻关注着疫情发展情况,及时发出倡议书,动员全省农工党党员团结一致积极投身战"疫":一、提高政治站位,增强防控能力;二、强化责任意识,积极担当作为;三、认真建言资政,做好信息工作。元宵节期间又发出致敬信,向奋战于防控疫情一线的农工党党员致以崇高的敬意。     

既定政策的学术研究:两种视角与四个维度——以"最多跑一次"为例

对既定的政府政策进行学术研究,既是政策诊断的需要基础,又是公共管理与政府治理学科积淀的必要内容。对既定政策的研究可以有两种视角,一是对政策进行延伸阐释,二是对政策进行总结概括。前者包括政策意义研究、政策类型研究两个维度,后者包括政策效果研究、政策实践创新两个维度。以"最多跑一次"改革政策为例,可以看出学者们的研究主要在上述四层展开。这些研究极大地丰富了政策的理论内涵,也为其未来延展提供了更多新的思路。     

中央环保督察:压力型环境治理模式的自我调适—一项基于内容分析法的案例研究

本文旨在利用内容分析法全面展示中央环保督察这一中国环境治理场域下的最新治理实践。中央环保督察的启动是中央政府对压力型环境治理实践中失衡的央地关系、府际关系和政社关系的主动调适,并试图消解因上述关系失衡可能引致的合法性风险。环保督察的实施一方面实现了环保压力的再传导,并通过引导地方政府的注意力来塑造其对环境治理的长期偏好,另一方面也通过建立督查信息链改善了央地间的信息不对称。但由于环保督察内生于压力型体制,因而其领导、组织和运行的微观机制还无法摆脱对运动式治理的路径依赖,这反映了转型期中国环境治理实践的特点:复杂繁重的环境治理任务呼唤进一步完善以法治化为核心的常规治理,但替代性治理机制的匮乏使中央在短期内仍需借助高规格的环保督察来倒逼地方政府完善常规治理。     

织密防控网络 推进全民战“疫”

上海市奉贤区整合各方资源,织密防控网络,充分彰显文明之城责任担当,凝聚起全民战疫强大力量。一是落实“路长制”,织密防控网络。依托文明城区创建“路长制”,对全区2万余家沿街店铺进行巡查排摸,确保街面防控巡查全覆盖。73家委办局、人民团体、集团公司作为区级“路长”巡查区中心城区90条路段,各街镇、开发区作为镇级“路长”巡查属地路段,各单位党政领导干部、志愿者走上街区开展宣传告知、排摸人员信息、日常巡查等防疫监督志愿服务,强化一线疫情防控力量。制定沿街店铺“七条要求”、餐饮企业食品安全“九项规定”,进一步压实店铺经营业主主体责任,助力企业复工复市。     

项目公共品的效率修复机制：代理人治责激活——以湖北阳新W村“一事一议”项目的实践状况为例

项目制度设计中因代理人激励不足存在公共品供给效率损失的问题，探索代理人激励问题的解决路径成为优化公共品供给效率的题中之义。实践发现，激活代理人治责是解决代理人激励的有效路径。具备治理责任的代理人会积极平衡项目受益方的权责利体系、采取竞争性的项目争取方式、辅助群众自治组织的成立、监督群众组织的公共性，保证群众低成本高效率地参与到公共品供给中，从而提高公共品供给效率。“一事一议”项目供给的自主空间、地方政府的政治压力传导、熟人社会的面子激励是代理人治责激活的重要因素。执行主体治责激活后往往会对项目供给产生积极效果。如此，政府可在制度设计上考虑代理人的激励空间或在基层探索运动式治理常规化的机制，稳定代理人激励，保证项目公共品的供给效率。     

自动驾驶汽车侵权责任之厘定

自动驾驶汽车虽然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代替人类驾驶,具备一定的"自主性"及"学习能力",但是其缺乏人之"理性",也没有被拟制为法律主体的正当性价值基础,立法不宜赋予其法律人格。自动驾驶汽车引发的交通事故侵权中,必须以剥茧抽丝的方式,在区分引发事故不同缘由的前提下进行责任厘定。现行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及产品责任虽仍有一定的适用空间,但却难以企及使用人并不存在过错,产品缺陷及因果关系难以证成的情况。面对上述困境,应对产品责任举证规则等方面进行适度修葺,由生产厂商承担侵权责任。在适当情况下,由使用人承担公平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