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贫"须绷紧反腐这根弦

不久前,美国西北大学的一位名叫温特斯的教授在一项研究中发现,因贪污腐败问题世界银行发放给一些国家的经济援助贷款中,有1000亿美元被挥霍了.……     

回答“贪多少会走上断头台”

2004年3月,“安徽第一贪”原淮北矿务局林业处处长尹雄才贪污902万被判处死缓,6月,原贵州省省委书记刘方仁受贿677万被判无期,媒体发出强烈质疑———“贪多少会走上断头台?”这种缺乏理性思考的舆论导向对中国法治化进程是相当有害的。首先,死刑的非人道是世界公认的。死刑也是杀人,只是披上了合法的外衣。人的生命是至高无上的,是应当被绝对尊重的。法律是公众订立的社会契约,没有谁会把处置自己生命的权力交给国家。废除死刑表明国家对公民生命的尊重,是法治文明化的体现。虽然废除死刑还不符合我国目前国情,但这是大势所趋,一味呼吁多杀…     

春风得意莫失蹄——青年贪官犯罪扫描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开放程度的扩大．预防和惩治腐败现象越来越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关注。在腐败队伍中，青年贪官已成为一个值得特别瞩目的群体。这些由党和人民培养并寄予厚望的青年干部，在利用职务之便进行权钱交易、侵占国有资产时，其胆量之大、后果之严重，触目惊心。剖析近年查处的一些典型案件，不难发现一些青年干部违法犯罪的心态。     

新加坡廉政建设的做法及启示

历史上新加坡独立之初，曾经存在严重的腐败问题。如1950年新加坡警署署长埃文斯在一份报告中就曾坦言，“公务员中的贪污问题十分普遍”。1959年以李光耀为首的人民行动党执政后，先后颁布了多项廉政和反腐的法律法规，并着重加强文化反腐廉政建设。经过不懈努力，新加坡终于从根本上扭转了公务员大面积、普遍性的腐败状态，并最终成为亚洲最廉洁的国家之一。其廉政建设的成功做法，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特色：     

何以频打"擦边球"

近日,原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现在政府部门反映出来的很多问题主要不是贪污、失职、渎职的问题,而是"擦边球"问题.     

基于贪污贿赂犯罪之定量市法模式的立法完善

我国刑法对于贪污贿赂罪的定罪量刑采取了“以数额论”为主的定量立法模式。这一立法模式存在着指标过于单一、难以适应社会发展变化、难以体现罪刑相应等弊端，导致了实践中对于贪污贿赂犯罪的处理未能较好地反映该类犯罪的本质特征，同时，也制约了对贪污贿赂犯罪的立法修改。并且从国外的立法看也很少采用这种立法模式。因此，我国应当修改刑法的相关规定，对犯罪数额不作具体的规定、淡化犯罪数额在贪污贿赂犯罪构成要件中的绝对作用、将贪污罪与受贿罪的定罪量刑数额分立、适度降低贪污罪的犯罪数额。     

升迁未果，用贪污公款报复

彭光伟，原荣昌县林业局工作人员，本想通过踏实工作获得升迁，而希望一次次落空。他的心态从不舒服变为不满，继而变为仇恨，仇十艮单位、仇恨领导，最后竞用贪污公款的方式进行报复。前不久，彭光伟因贪污公款23．4万元，被判刑十二年。     

抽丝剥茧,利剑斩贪官——孟繁程贪污、受贿、私分国有资产案

孟繁程,曾是一个区属国有企业管理者,执掌着＂北京红义物业管理公司＂的帅印。他对金钱的胃口巨大,把国企和国企职工视为自己的私人财产,视国家财产为囊中之物,对外宣称公司亏损,实际却把国有资产装进自己的腰包,他和他的班子成员贪污、受贿、私分国有资产上千万元人民币。从国企领袖到阶下囚，从颐指气使到命悬一线，孟繁程付出的代价可谓沉重。     

退耕还林工程中的职务犯罪——以天水市为例

国家自1999年实施退耕还林工程以来，取得了显著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西部地区脆弱的生态环境得以明显改善，农村产业结构得到了重大的调整。但在推进退耕还林项目的过程中，一些主管、经手退耕还林补助粮款的林业、乡镇、村组干部利用职务之便，贪污、挪用、克扣、截留补助粮款的行为呈高发态势，涉案金额巨大，社会影响恶劣。造成该类犯罪频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监督机制阙如、档案管理混乱、检查验收流于形式等外在因素，也有基层组织人员心理失衡、居功思想严重、法制观念淡薄等自身因素。职是之故，在治理该类犯罪时应坚持“打防并举、标本兼治”的原则，既要建章立制、加强教育，还要重拳出击，震慑犯罪。     

政府浪费及其对策研究——从政府成本角度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隐藏在高昂的政府成本背后的是惊人的政府浪费。党的十六大报告第一次提出要降低行政成本的问题,并将其作为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之一。本文从政府成本的基本理论着手,分析了如今政府浪费的现状和成因,诸如行政权力运行缺乏透明度、职能错位、权责分离等原因,并在此基础之上,针对成因提出了建立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政务公开,建立合同外包制度以及确定合理的管理半径和密度等参考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