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私珍贵动物、珍贵动物制品犯罪的认定

股东发生变更、关联公司走私、分支机构和内设部门走私、一人公司走私、挂靠企业走私等问题在单位走私主体的司法认定中争议较大。在认定走私珍贵动物、珍贵动物制品犯罪时,对携带兼具文物性质的珍贵动物制品行为入境的行为能否犯罪化,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的定罪与量刑,以及如何理解国家禁止进出口珍贵动物的含义等问题有必要从理论上深入研究。     

保护被害人权利:刑事司法改革的新里程

犯罪被害人构成一个社会阶层。由于主观认识的偏差和制度的缺失,我国对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问题的研究严重滞后。如果能从宪法层面上确立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那这种权利的内涵则远远超出了金钱补偿的范围,还涉及到其他一些十分重要的权利。在关注被害人宪法权利的构建时,人们仍然应当关注对被告人宪法权利的保护。确立刑事案件被害人的宪法权利绝对是一件具有现实的和深远的历史意义的事情。然而,要真正进行具体的制度设计,并令其具有可操作性却并非是一件易事。     

犯罪结果分层与罪过形式的确定

我国刑法学界对于个罪故意、过失等罪过形式的判断标准向无定论。本文从对犯罪结果进行分层着手观察,认为犯罪结果可以分为定罪性犯罪结果和量刑性犯罪结果,其中定罪性犯罪结果是表征个罪具体法益的犯罪结果,行为人对定罪性犯罪结果的故意过失心态,就是个罪的罪过形式。各种构成要件所要求的行为人对量刑性犯罪结果的心态非常复杂,常常与行为人对定罪性犯罪结果的主观心态不同。分析各种情形中犯罪构成所要求的行为人对量刑性犯罪结果所持主观心态,可以帮助我们正确解决结果加重犯、包容犯等诸多问题。     

和谐语境下"外地人"轻微犯罪适用强制措施之思考

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既是正确处理我国当前犯罪问题的需要,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当前,在司法实践中对"外地人"犯罪的处理存在着不和谐的情况,其情况之一就是对外地犯罪嫌疑人普遍采取逮捕等羁押性强制措施,因此,对"外地人"这一特殊群体的犯罪如何处理,有必要放在当前和谐语境下作进一步研究.     

论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的几个问题

刑法理论界对于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的研究相对薄弱.本文从历史沿革角度研究本罪的罪名、罪状和法定刑的逐步完善;提出犯罪客体应属复杂客体,犯罪对象应包括注册服务商标标识;区分伪造与擅自制造应以是否具有印制商标标识经营权和是否受商标所有人委托为标准;"情节严重"应在完善现有立法和司法解释的基础上合理运用;本罪的主观罪过方面可以是间接故意.     

单位立功的若干疑难问题研究

基于自首与立功在量刑制度上的同类性,单位自首的确认可以作为单位立功的依据。单位立功的主体只能是被告单位。单位立功必须以单位的名义,体现单位意志,为单位利益而实施。单位立功可以针对其他单位或个人,也可以针对本单位成员。单位立功的刑事责任,在现有立法中,只能存在从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两种情形。刑法应增设单位立功的规定。     

法益的体系性位置与功能

法益的体系性位置可以从法益与实定法的关系、讨论法益问题的领域两个角度来分析。在不同领域内讨论的法益,有不同的概念选择,发挥不同的功能。犯罪立法概念中的法益只能是宪法性法益,其功能在于为刑事立法者提供适当的刑事政策标准。犯罪司法概念中的法益,在入罪判断时只能是后刑法法益,可以指导解释刑法规定的行为构成;在出罪判断时只能是宪法性法益,通过法益价值的衡量,对符合行为构成的行为进行正当化处理。     

犯罪对象概念的反思与重构

刑法学者之所以在不同场合赋予犯罪对象不同含义,是因为我国刑法理论中的传统犯罪对象概念存在一定的缺陷。有必要重构犯罪对象概念,将“犯罪行为直接作用的具体人和物”与“犯罪客体的直接物质承担者”两种含义适当分离,在理论上区分为直接犯罪对象与间接犯罪对象,二者作为犯罪实行行为指向的事物,有时可发生部分重合,但功能上并不相同,不可相互替代。     

浅析网络犯罪的特点成因及治理对策

网络犯罪是信息时代的产物,具有智能性高、隐蔽性强、风险性低、危害性大等特点。其主要成因是:网络资产价值的强大诱惑、网络系统自身存在的薄弱环节、网络安全技术水平滞后、侦查取证困难。要通过健全制度、强化打击、注重防范、完善立法来强化治理网络犯罪的力度。     

贿赂犯罪案件诱惑侦查之适用

诱惑侦查是侦查贿赂案件行之有效的方法。由于其极可能被政治利用作为政治打击手段,国内外学者倾向于否定其在贿赂案件中的适用。应该说,作为一种特殊的侦查手段,诱惑侦查是把双刃剑,在侦查贿赂案件中,有适用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但同时也必须对其适用的类型、限度、对象、程序以及救济措施等方面进行法律规制,以限制其负面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