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盗窃在他人保管之下的本人财物行为的刑法评价

对盗窃在他人保管之下的本人财物行为如何定性,涉及财产罪保护法益范围、盗窃罪故意与非法占有目的内容以及《刑法》第91条第二款的理解等刑法理论问题。合法占有权并非一概都能对抗所有权,对盗窃在他人保管之下的本人财物行为,如果没有索赔或接受赔偿不能构成盗窃罪;反之,如果又进行索赔或接受赔偿的则构成盗窃罪。     

从“害怕”到“爱上”

2011年9月，当我接到检察院的报到通知时，我激动得好几天睡不好觉。脑海中浮现出各种美好的画面。我梦想着可以在庄严、神圣的法庭上与律师唇枪舌战．可以义正言辞地指控犯罪，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将罪犯绳之以法维护正义。报到当天，我被分到了监所科驻所检察室工作．当时的我对监所科工作一无所知．又与我的开庭梦失之交臂，感到的只有茫然和无措。     

广州市花都区涉民营企业犯罪的调查及对策研究

近年来,花都区涉民营企业的犯罪呈现案件类型集中、中小型民营企业犯罪占绝大多数、个案涉案金额根据案件性质不同而有不同、团伙作案增多等特征,主要原因为追求非法经济利益、企业主法律意识不高、经营管理机制不完善、部分民营企业监督机制欠缺。主要措施为加强法制宣传的力度,增强民营企业法律意识、加大对中小型民营企业的帮扶力度、帮助民营企业建立内部管理制度。     

如何搞好反渎职侵权案件线索摸排

当前,反渎职侵权案件在办理过程中一直存在着线索"发现难"这个难题。造成这一难题的原因一方面在于渎职侵权类犯罪的主体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相对于一般犯罪而言,对象范围不仅少,而且知识文化水平普遍较高,再加上犯罪行为与职务行为的混同,导致犯罪行为比较隐蔽,不主动出击很难被发现。另外一个方面,当前对于渎职侵权类犯罪的宣传力度不够大,宣传范围也不够广,因此,很少为普通民众所熟知,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剧了当前线索发现的难度。缺少案件线索来源,就如同无源之水,反渎职侵权案件的办理就难以开展,局面也将陷入僵局。因此,搞好反渎职侵权     

论行贿犯罪档案查询中虚假证件的识别

检察机关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的开通,对于强化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作用,加强从源头上遏制和预防腐败,全面推进廉洁准入制度,促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近来投标人使用虚假证件的问题比较严重,应引起各级检察机关的高度重视。在执行查询工作时,我们应建立起严密规范的工作程序,让虚假证件失去赖以生存的空间。     

涉扶贫惠民补贴职务犯罪的调查报告

随着扶贫开发工作的深入,江州区的各项扶贫惠民政策及惠民补贴纷至沓来。也正因为如此,各类针对惠民补贴类专项资金的职务犯罪,特别是贪污贿赂犯罪逐渐多起来。江州区人民检察院自2009年至今,[1]共对扶贫补贴类职务犯罪行为立案10件24人,其中已向法院提起公诉并由法院作出有罪判决21人,3人还在调查阶段,立案数占了该院2009年以来全部     

信息化侦查在新型毒品犯罪案件中的应用

随着全球经济、政治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和深入,毒品在全球的走私和泛滥日益严重,我国不断加大打击涉毒违法犯罪的力度,使传统毒品(如海洛因)的违法犯罪得到了有效遏制。然而,以冰毒、冰毒片剂为主的苯丙胺类毒品和氯胺酮为主的新型毒品在全国的迅速蔓延,使其成为我国最为流行的占主导地位的毒品。与此同时,利用网络等虚拟介质实现毒品犯罪的实例频发,其危害更为严重。如何有效利用社会信息化为侦查部门侦破毒品犯罪案件所带来的良机,变得尤为必要和迫切。     

关于虐待罪立法完善问题的研讨——兼论虐童行为的犯罪化

我国现行刑法关于虐待罪的规定难以适应社会生活的发展,有必要对虐待罪的立法完善问题进行探讨。虐待罪的主体范围应有所扩大,将"对被虐待人负有照顾、保护或者负有指导、教育责任的人"都包括在内;虐待罪中的"情节恶劣"在区分罪与非罪时起着重要作用,应作为此罪的构成要件;可适当加重虐待罪的法定刑。虐童行为的犯罪化可以通过对虐待罪的修改得以实现,应将虐待儿童的行为单独列为一款,从重处罚。     

域外:全球加紧应对网银犯罪

早在1999年的美国统计资料就表明:平均每起计算机犯罪造成的损失高达45万美元,而传统的银行欺诈与侵占案平均损失只有119万美元,银行抢劫案的平均损失不过4900美元,一般抢劫案的平均损失仅为370美元。据美国联邦调查局统计测算,一起刑事案件的平均损失仅为2000美元,而一起计算机犯罪案件的平均损失高达50万美     

法人犯罪立法的批判性政治解读

自1987年通过《海关法》规定法人刑事责任以来,立法机关从未停顿过扩大法人犯罪范围的步伐。在1997年之后通过的一部特别刑法与八个刑法修正案之中,有近半的条文规定了新的法人犯罪。但事实表明,日趋严格的刑事立法在预防法人犯罪方面并没有发挥预期的作用,与死刑立法相似,徒具象征意义与符号意义。对当前法人犯罪立法的政治解读表明,对处于强势地位的法人,尤其是国有企业而言,受到刑罚制裁的概率很小,而且犯罪成本很低。但是,法人犯罪立法的扩大,能够将公众注意力从制度本身转移至孤立的事件乃至个人,能够为选择性执法提供更多的机会,并减少法人乃至政府应该承担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