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修正案(七)侵犯军用标志犯罪解读

针对侵犯军事标志犯罪现象,<刑法修正案(七)>对原刑法条文进行了修改,增设了新的犯罪,印非法生产、买卖武装部队制式服装罪、伪造、盗窃、买卖武装部队专用标志罪、非法提供、使用武装部队专用标志罪,它们都是选择性罪名.     

论当今社会下的网络犯罪

网络传播技术的发展,为人们提供了极其丰富的信息资源和应用服务,但网络犯罪与网络技术同步发展。所谓网络犯罪,是指发生在网络空间的,以计算机网络为犯罪工具或者攻击对象实施的严重危害社会、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     

远离辉煌的繁荣:青少年犯罪研究30年

回顾我国青少年犯罪研究30年的历程可以发现,青少年犯罪研究不仅仅推动了青少年犯罪学与犯罪学的产生,还在推动国家和社会公众重视解决青少年犯罪问题、促成矫正主义青少年犯罪观的形成、促进青少年犯罪刑事政策的形成与完善,以及推动未成年人专门立法的诞生、少年司法制度的建立等方面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30年来的青少年犯罪研究也存在着学科独立性的缺失、研究对象界定的悖论、实证研究方法的缺失、青少年犯罪研究专业槽的缺失、青少年犯罪研究各学科之间的隔阂与分裂等严重不足.     

低自我控制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在青少年犯罪中的作用——我国青少年犯罪成因实证研究初探

本研究分别对以官方统计数据和自我报告法获得的数据进行初步回归分析发现,在影响青少年犯罪的多种因素中,"低自我控制(low self-control)"的解释力最为突出,证实了青春期特有的身心冲突极有可能是导致此人生阶段犯罪(或偏差行为)激增的主要因素。同时我们还发现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在青少年犯罪中的特殊作用。     

美墨边境安全问题和美墨合作

美国与墨西哥边境不仅是世界上合法商业活动和贸易活动最繁忙的陆地边境,也是西半球毒品、非法移民、枪支走私等违法犯罪活动最猖獗的通道.如果说传统安全问题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相互交织是当今时代国际政治中的一大突出现象,那么,美墨边境安全问题就是这一现象的典型案例,它不仅涉及传统安全范畴内的领土、领海、领空等边境安全问题,还涉及跨国有组织犯罪、非法移民、恐怖主义、武器扩散等非传统安全问题.美墨边境安全长期以来是美墨两国面临的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对两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构成了严峻挑战,并严重影响了双边关系,因此采取有效合作措施来解决这一问题,对两国都具有紧迫性.     

跨境毒品监管的新挑战——湄公河流域制毒物品犯罪问题分析

随着国际毒品犯罪活动的持续蔓延,毒品犯罪问题在南亚、东南亚以及拉美地区较为猖獗.湄公河流域是国际社会公认的犯罪高发地区,该地区毒情形势也呈现出复杂的特点.在传统毒品犯罪尚未得到有效治理的同时,合成毒品犯罪又呈现出愈演愈烈的态势.应对措施:1.建立协作机制,深化个案合作;2.突出研判效能,形成更大合力;3.凝聚共识,共享...     

少年网络犯罪防治新思路

少年网络犯罪具有犯罪主体的特殊性、犯罪手段高科技性、犯罪行为诱因的多发性以及犯罪后果的严重性等特点。在当下的法律框架内,完善少年网络犯罪专门司法的机关及人员建设,将一些少年网络犯罪行为的司法处理确立为司法判例,是防治少年网络犯罪新思路。     

新型毒品犯罪趋势及对策

新型毒品犯罪目前十分突出,表现出群体化、公开化等特点,并可能有一段继续膨胀期。我国应加快调整刑法,规定新型毒品的起刑数量标准,强化对新刑毒品的专案侦查,完善社会管理,以遏制新型毒品犯罪的蔓延发展。     

校园江湖：未成年人参与涉黑涉恶犯罪研究

我国未成年人参与涉黑涉恶犯罪问题日益严重。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未成年人参与涉黑恶组织的占近20%,涉黑涉恶犯罪人的低龄化趋势令人担忧。某种意义上说,青少年犯罪问题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忽视青少年健康发展欠下的一笔债。大量留守儿童失教,从学校江湖社会野蛮生长演化为校园越轨团伙,走上社会更进一步恶质化,变为犯罪团伙,其中有一部分更分化成黑恶势力犯罪。校园江湖的出现肇因于社会治理的结构缺失,需要整合家庭、学校、社会等各方力量,通过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加强部门协调联动,推动建立未成年人涉黑涉恶预警机制,落实边打边治边建,对涉黑恶犯罪但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未成年人,落实家庭监护、学校教育管理、专门学校矫治、开展社会化帮教等措施,做好教育挽救和犯罪预防工作。     

犯罪圈扩张视野下二元犯罪论体系的重构

行为刑法是古典学派构建的以“行为”为本位的犯罪论体系,行为人刑法是实证学派构建的以“人身危险性”为中心的犯罪论体系。随着时代与环境的变迁,两者之间从对立与论争逐渐走向了折衷与调和。我国刑法修正案和司法解释在立法上扩大了犯罪圈,实践中的情绪性执法、机械性司法更是加剧了犯罪圈的扩大,使得刑法过度地介入了社会生活。应在坚持以行为刑法为主轴的基础上,吸收行为人刑法的合理内核,在处理案件时要重视对人格因素的考量,构建“行为—行为人”二元的犯罪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