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反贪污制度评析

在非西方国家推进法治的过程中,腐败成为了一个严重的问题,而新加坡在前总理李光耀的领导下,始终把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和树立廉洁的形象作为其执政的两大目标。在反贪肃贪的斗争中却取得了成功。本文作者试图从其反贪污法的历史发展和内容特点的角度出发,评析其反贪污制度,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中国反腐败法制之缺陷,建议引进新加坡成功经验,完善我国反腐败法制。     

年终总结不能“假大空”

贪污的钱如何处置，这一定是贪官们的一个大难题。因为这些钱既不能存银行，又不能搞投资，更不敢大肆挥霍，所以通常的做法是藏在家里。近日参加警示教育大会，获知某罪犯居然在家里藏了一千多万元。一千多万是多么大的体积呢？要在家里藏这么多钱．真是令人犯愁。     

掩耳盗铃，“神算”局长终落马

一位肩负着60多万人口市政建设任务的区市政局长,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结识了一位周易研究会的理事、副研究员,从而摇身一变成为一个“能掐会算”的“神人”。从此,每逢局里制定工作计划、对外发包工程、人事调动等大大小小的事情,事先他都喜欢虔诚的“预测”一番,并美其名曰“趋利避害”。为了实现自己向往已久的“老板梦”,他竟然别出心裁的把这种荒唐的“避险术”,用于大肆收受贿赂。在检察机关查证的65次受贿中,每一次受贿之前他都要进行“预测”,并以此来决定是否收受。案发后,他在接受检察机关的审讯时说道:“不这样做,我就觉得心里不踏实。”     

“一打三反”运动是怎样掀起来的

"一打三反"运动源于1970年中央发出的三个文件,即<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它是"文革"中深入"斗、批、改"的一个重要措施,打击了一些反革命分子和各类犯罪分子.但在当时"左"倾思想的指导下,在贯彻"公安六条"和许多地区一派掌权的情况下,也制造了不少冤假错案.     

贪官夫妻的“贪污竞赛”

小科长风光无限 妻子要共享“胜利果实” 侯福才,1963年出生,陕西渭南市人;其妻曹艳芳和他同岁,渭南市工商局监察室科员。曹艳芳是个好强的女人,一心希望丈夫在仕途上高升,夫荣妻贵。2006年8月,候福才升任渭南市住建局建管科科长,虽然职位不高,但手握实权,掌管着渭南市大大小小的工程项目,因此时常有人和他拉关系套近乎。     

对贪污贿赂罪主体的再认识

一、引子 案例被告人张&#215;&#215;,职业农民,1991年4月,由某县乡镇企业局任命为造纸厂厂长。1993年7月,县政府下文任命张为造纸厂技改扩建小组领导成员．1994年7月张被招聘为矿产公司(国有公司、造纸厂挂靠单位)的合同制工人。1993年7月,被告人张&#215;&#215;在筹建县造纸厂期间(造纸厂技改扩建项目),与陕西省轻工机械厂洽谈购买造纸设备业务,7月13日与该厂签订了购买型号为1092型的造纸设备合同．     

占有受赞助电脑是贪污还是受贿

王某系某镇国税所所长。2001年5月他要求该镇农行营业所赞助其单位购买一台电脑．农行营业所所长同意后,王某即从本单位账上借支现金2万元购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并把电脑发票拿到营业所报销。该营业所将2万元钱交给王某后,王某随即结平在本单位的借款。此后王某将该电脑放于办公室自用,或带回家用,但没告诉其他人该电脑是农行营业所赞助的,     

规范刑法学视野中的农村基层组织人员

哪些人员属于规范刑法学视野中的农村基层组织人员,关乎对其职务行为的刑法评价.如果将农村基层组织中的某一成员认定为农村基层组织人员,那么,他在协助人民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时利用职务之便,侵吞、挪用所管理、经手的款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的行为,即可定性为贪污罪、受贿罪或挪用公款罪,否则,就只能构成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或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在农村基层组织人员的外延问题上,理论界存在较大的分歧意见.在界定农村基层组织人员的范围时,应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结合我国农村治理结构的现实情况加以确定.     

贪污受贿罪定罪量刑问题研究——以刑法修正案9为视角

我国是法制国家,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的生活,均有法律作为保障。反腐倡廉是我国相关部门较为注重的任务,尤其是近几年在我党的十八大以及十九大中,把反腐倡廉公正放在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因此,为了更好推动我国法制社会建设,构建和谐社会。本文选择以刑法修正案9为视角,分析贪污受贿罪定罪量刑问题,为了确保研究的深入性和全面性,设计如下研究框架。首先,分析贪污受贿罪定罪量的特点。其次,结合实际阐述贪污受贿罪定罪量刑存在问题。最后,以刑法修正案9为视角针对贪污受贿罪定罪量刑存在问题,给与完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