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优化与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的转变

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是“十一五”期间的重要课题,以结构优化促进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的转变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本文在对中国贸易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从贸易形态结构、货物贸易结构、贸易主体结构三个方面提出中国贸易结构升级路径。     

编后

在第3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即将举行之际,本期专论刊发了多篇有关美国贸易政策问题的文章。倪世雄、李淑俊的文章提出了公众-国会-政府的研究模式分析美国贸易保护主义。作者认为美国公众与官僚机构的利益诉求一致之处催生了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公众与国会之间的利益互动过程孕育了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雏芽,国会与政府的博弈最终导致美国政府输出了贸易保护主义。屠新泉的文章分析了美国两党政治与贸易政策的关系。他认为,由于在贸易政策上民主党和共和党往往代表不同的利益集团,因此政府或国会的党派属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美国贸易政策的性质。…     

构建大湄公河次区域争端解决机制的思考——以区域贸易争端解决机制模式为鉴

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以下简称GMS）于1992年由亚洲开发银行发起,涉及流域内中国、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和越南等6个国家。对任何贸易体制而言,无论是全球性的多边贸易体制,还是区域性的双边或周边贸易体制,争端解决机制是其贸易规则中必不可少的内容。对GMS来说同样如此。因为,无论GMS贸易自由化规则设计得如何科学合理,若没有一套有效的争端解决机制作为其实施的后盾,6国之间的贸易纠纷就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     

运用“红头文件”处理行政举报的法律思考

行政举报在我国已经成为一项法定制度,对于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法治政府、提升行政效能具有积极意义。在实践中,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已制发大量的行政举报类“红头文件”,旨在对法律规则进行细化。运用“红头文件”处理举报事项属于立法治理的有机延伸,是依法行政不可逾越的重要环节。运用“红头文件”处理举报事项,蕴藏“文件政治”溢出效应、填补举报立法漏洞等现实动因。为推动行政举报的规范化,有必要增强“红头文件”的法治化与合理性,改进其对社会治理的法律塑造效果。     

关注与应对贸易摩擦

当前以美国、欧盟为代表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对我国发起了频繁的贸易救济调查,我国企业正遭受着前所未有的贸易摩擦。面对形势更加复杂化,花样不断翻新,并且影响广而深的贸易摩擦,我们必须正视困难,面对挑战,认真分析,积极应对。     

欧盟《文物进口条例》研究

2019年通过的《文物进口条例》是欧盟在1992年颁布《文物出口条例》之后,完善欧盟文物进出口法律规制的重要立法。作为欧盟首部规制文物进口行为的法规,其旨在限制或禁止从第三国非法出口的文物进入欧盟。该条例明确了文物的定义、建立了文物进口许可程序以及进口商声明程序,对于减少文物非法贸易、加强欧盟成员国在打击非法文物交易上的合作、促进欧盟文物贸易立法一体化具有重要意义。目前,中国已从纯粹的文物流失国转变为文物进口大国,大量文物通过合法或非法途径进入中国,所以,一直以来所坚持的"自由入境,严格出境"的文物出入境单向管理制度已不合时宜。因此,参考和借鉴欧盟《文物进口条例》将有益于中国文物入境制度的完善,推动文物的保护与交流。     

关于国外对华反倾销对机制的战略思考

如何面对国外对华倾销,减少或避免国外对我国的倾销指控,已是一个急需面对和解决的问题,本文拟从出口产品未遭起诉讼前和如何预防,遭起诉后如何应诉、遇不公正裁闪时如何自卫和反击三个角度略陈国外对华反倾销的机制的战略思考,以有理有节,合情合法地维护我国出口企业的合法权益。     

武汉市政府如何迎接WTO规则的挑战

WTO 既是一个贸易组织,也是一组贸易规则的集合。加入 WTO 重要的是要按照它所提供的一系列规则来组织运作,这意味差着我们将全面转向规则经济。同时,这些通行的规则对政府职能的发挥存在一个规范和替代的问题。在“中国特色”     

从“苦力贸易”到“偷渡活动”——历史重演

从契约华工、猪仔、苦力到偷渡客、人蛇,从“苦力贸易”到“人口贩卖”,他们之间在移民经历、遭遇方面是如此的相似,以致于人们往往把他们相提并论;由于时代不同、环境变迁、人物各异,两者之间又存有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