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不再适合当今世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反思(之一)

资本主义病得很重,西方急着为它诊脉,却开不出良方.活不好,死不了,是它目前的状态.前景如何,还不好说. 资本主义发出了紧迫的SOS信号.世界经济论坛主席施瓦布在今年达沃斯论坛期间对《德国金融时报》记者说,“人们绝对可以说,当前形式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再适合当今世界.”凯雷集团常务董事戴维·鲁本斯说得更干脆,“如果我们西方不在3到4年内马上改进我们的经济模式,那么,我们中的许多人一生所经历并认为最佳形式的那种资本主义就玩完了.”     

是社会制度的逾越,抑或是生产关系的逾越——马克思“卡夫丁峡谷设想”新解

目前,学术界一般认为马克思"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设想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跨越。本文认为,马克思"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设想不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包括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的逾越,仅仅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逾越。从这一思路出发,我们不仅可以对马克思卡夫丁峡谷设想有一个全新的理论认识,而且还可以对自列宁以后的国际共运史的实践有一个正确的价值判断。     

列宁构想新经济政策的历史脉络

新经济政策在苏俄只有几年的历史,但在人民的心目中,那是个商品充裕、有吃有穿、国泰民安、科学与艺术欣欣向荣的黄金时代.有关新经济政策及其经验、意义的文章数目繁多,令人目不暇接.可由于过去对新经济政策观点的演变缺乏研究,造成了各自摘取列宁语录为己所用的状况.从新经济政策出台前、新经济政策施行时期和列宁晚年三个阶段,对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的演变进行梳理,从而牢牢抓住列宁有关落后国家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这条思想主线,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健康顺利发展具有深刻启示.     

社会主义与现代文明

现代文明是与中世纪的文明相对而言的文明形态,资本主义开始了现代文明,在现代文明矛盾的基础上产生了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辩证发展500年,改造了西方资本主义,开辟了东方现代化新路;社会主义代表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是对资本主义的超越,要坚定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明自信和自觉。     

近代西方资本主义起源的动力观解读:劳动产权论视角

任何一种历史动力观都可以说是一个理解系统,它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迷离混沌的历史现象中发现一些规律性东西。同传统社会相比,资本主义起源更依赖于人的作用,包含着更多人的因素。将劳动产权论引入资本主义起源问题探讨,有利于展示人的因素在资本主义起源研究中的动力作用。     

奢侈与节俭

在经济发展理论中,居于正统地位的是新古典经济学的资本形成理论,这一理论将发展的动因归结于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效率,其暗含的假定则是在资本主义节俭精神的指引下,个人的节俭生活方式是储蓄形成的关键。对这一理论提出挑战的是德国经济学家桑巴特,他在其博士论文《奢侈与资本主义》中提出不同的观点,认为人们对奢侈的向往和追求是本源的经济发展的动力。桑巴特后来把这一观点拓展到他得以成名的巨著《现代资本主义理论》中,在经济史上获得很大的成功。     

新世纪以来国外共产党的理论纲领变动

进入新世纪十余年来，伴随全球化的不断扩展及资本主义新变化的不断加深，国外共产党也在前进的道路上艰难探索，并在理论纲领上适时做出了调整和变动。     

关于经济工作的三个问题(一九五六年四月二日—六日)

<正>在我离开北京之前,中共中央还来不及研究越南劳动党提出的三年经济计划草案,但根据方毅[2]同志的电报,我同王稼祥[3]同志等几个人商量过,可提些意见,以供参考。一、关于越南的工业化道路我来后,到河内百货公司干部服务部参观越南商品时,得到很深的印象,就是越南劳动党接收了一个殖民地性质的经济遗产。中国曾经是半殖民地,原没有重工业,但还有些轻工业。越南曾经是殖民地,既没有重工业,也没有轻工业。因为那时法国人宁可输入法国货来榨取高额的利润,也     

建设一个现代、成熟、富有战斗性的群众性政党——美国共产党三十大述评

美国共产党在芝加哥召开的第三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揭示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必要性,并提出了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特征的新构想。大会分析了美国共产党面临的挑战:如何将人民运动引导成为革命的序幕,如何创造一个为劳动人民服务的经济,如何组织劳工运动。在此基础上,三十大提出要加强党的建设,将党建设成为一个现代、成熟、富有战斗性的群众性政党。     

全球化张力下的激进政治:资本、国家与人的内在冲突

近年来世界各国在全球化的压力下出现了政治思潮的快速"变异",表现为支撑战后全球经济增长和世界秩序大致稳定的世俗政治意识形态陷入危机,激进政治、民粹主义、极端主义等原本处于政治光谱边缘的思想主张大行其道。全球资本主义秩序制造了"超级阶层"和"下沉阶层",货物和资本越来越自由的流动导致经济活动从政治社会体制中"脱嵌"。现代国家的执政者既要努力保持本土市场对人才和资本的吸引力,又必须有效解决因此产生的收入差距和其他社会代价。精英群体更容易看到前者的必要性,而普通民众对后者也存在迫切的需求,在民主实践中,精英和民众之间的巨大分歧经常形成相互否决的局面,而新自由主义对国家功能的严格限制,又进一步削弱了政府在维持市场合法性方面的能力。在资本的压力下,左右为难的国家内部不可避免地催生"出局的人"。单一国家应对全球性危机的能力越有限,"出局的人"对强硬手段和激进政策的渴求就越强烈。整体而言,世界范围内激进政治的高潮迭起反映了在如何应对全球化代价问题上政治解决方案的匮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