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一审“隐性”超审限之反思

通过对某基层法院的调查发现,实践中通过“借”、“换”、“要”等方式“隐性”超审限的行为普遍存在,不但背离程序正义与效率原则,侵犯被告人合法权益,也严重损害了司法权威.之所以存在这一顽疾,法律规定固然有一定的局限,而法院角色的失位与外部监督的不足也难逃其咎.要从司法层面解决这一难题,法院要回归本职、确保司法中立;同时要细化审限管理规定,规范延长审限的审批程序;另外还要规范司法文书,完善对超审限行为的外部监督机制.     

超法规犯罪阻却事由的理论初探

超法规犯罪阻却事由理论的引入,对我国法治的建设具有积极意义。罪刑法定原则的精神是避免突破刑法的规定处罚行为人,其核心思想是保障人权,这与超法规犯罪阻却事由理论不谋而合。在我国现有的犯罪体系下,超法规犯罪阻却事由能够自洽,并不存在体系障碍。超法规犯罪阻却事由理论将从违法与有责两个阶层阻却犯罪的成立。     

“治病”与“治世”:柏拉图古典死刑论及其当代启示

我国现行《刑法》保留了侵犯个人生命法益的14种死刑与严重侵犯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的32种死刑。对生命的严重侵犯是犯罪人肆心的体现,说明了其灵魂的恶疾。柏拉图认为审判术与医术具有类似性,只不过前者针对灵魂,后者针对身体,死刑是治疗灵魂恶疾的治病手段。死刑也是治世的一种迫不得已的手段,死刑可以遏制侵害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的重罪行为。当然,死刑在治世方面还有积极的道德意义,其所设定的道德底线正是国家所捍卫的核心价值。社会的核心价值可以以这种方式融入法律。     

由鲍德里亚的仿真理论看威廉·吉布森的赛博朋克科幻小说

威廉·吉布森开创了美国赛博朋克科幻小说流派,其作品所描述的近未来世界表现了后现代科技社会真实虚化的危机,自然、人体、意识均可以被技术化、人工化、虚拟化,本文借助鲍德里亚的仿真理论对其作品所反映的这一现象进行剖析.     

论中国超大城市的国际资源整合能力

按照中国城市规模划分标准,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广州、深圳六座城市是中国超大城市,它们既是中国综合实力最为雄厚的六座城市,也是构建世界城市网络的中国枢纽和中国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些城市在经济总量上往往相当于中小型国家的经济规模,其市政组织架构完备、社会形态发育成熟、交通与通讯网络便捷、地理位置具有战略意义,且形成超越所在省市范围的经济辐射能力和资源集聚效应。一般意义上的城市国际资源整合能力,分别体现在城市对国际资源的上行争取能力、协同整合能力与区域分配能力上,并分别对应城市国际化发展顶层设计、中央与地方关系中的涉外因素和城市内部的府际协调三个问题,这也是决定中国超大城市的国际资源整合能力强弱和大小的三个要素。     

超逻辑分析方法在公安情报分析工作中的运用

在公安情报分析过程中,分析人员往往运用定性、定量等逻辑思维方法进行分析．而有些案件因具有特殊性。运用常规的分析方法解决不了所有的问题。文章介绍了运用灵感思维方法和网络头脑风暴法等超逻辑思维方法帮助分析人员解决分析工作中的瓶颈问题．从而更有利于培养分析人员的“立体情报”能力,以便更好地开展公安情报分析工作。     

德罗巴,救申花?

朱骏曾说:"新赛季,中超后卫的课题是怎么防阿内尔卡。"如今这话已成笑谈。德罗巴也会重蹈覆辙吗?从今年的引援投入来看,疯狂的申花已经超过了财大气粗的恒大。然而,让人无法想通的是,申花本赛季的超高投入,得到的却是极低产出,目前拥有世界级教练和球星的申花居然在中超积分榜上垫底。"魔兽"的到来能改变这一切吗?     

以“入世”为契机 加快西部地区吸引外资

以开放促开发，加快吸引外资，促进西部发展是实施西部大开放战略的一项重要内容。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指日可待。如何以“入世”为契机，加快西部地区吸引外资，促进西部发展，是需要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入世”后，西部外资政策必将进行逐步调整。在继续保留WTO允许的基于产业政策和区域开发政策的某些投资优惠措施的前提下，逐步取消外资的“超国民待遇”，要清理对外资的不合理歧视性的限制措施，增加国内有关法律、法规的透明度，     

价值体系与大众传播

价值体系的大众传播过程是人类交往中的核心组成部分,人们都本能地坚持自己的价值体系,并以大众传播为工具传播自己的价值体系。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必须对原有的价值体系进行反思,把人民群众从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控制下解放出来,打破原来那种价值体系的"超循环",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传播发展进入"超循环"。     

论我国地方性公共物品的超地方化问题——以瑞安“就学阳光政策”的困境为例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带来的人口流动增加,致使地方性公共物品在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出现超地方化问题。瑞安的“就学阳光政策”的困境就是这一问题的典型例证。解决地方公共物品的超地方化问题各级各地政府负有重要的责任和义务,寻求消解的对策应该考虑由中央统一供给,增加对公共物品的投入;改变公共物品的供给方式,寻求制度创新;加强地方间的合作,推进地区经济均衡发展;以及通过民营化方式增加公共物品供给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