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诉讼基本原则新辨

行政诉讼的基本原则是指经过实践积累和理论归纳,在行政诉讼的全过程中起指导作用,要求所有行政诉讼法律关系主体予以遵守,反映行政诉讼性质和价值理念并为行政诉讼所特有的基本准则。主张行政诉讼的基本原则具有法定性、强制性和涵纳性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行政诉讼的基本原则具有内容的根本性、效力的始终性和地位的特殊性等三方面的属性。基本原则受行政诉讼性质、行政诉讼法律关系和立法目的的制约。我国行政诉讼制度体现了司法最终解决原则、司法审查有限原则和职权主义原则,合法性审查原则是司法审查有限原则在审理阶段的具体原则,保障诉讼权利原则不是行政诉讼所特有的原则。     

新安全观视角下我国食品安全法基本理念研究

我国的《食品安全法》出台至今,面临着实践和理论的双重困境:在实践上的困境表现为其配套制度的设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迟滞和混乱,也无法恰如其分地解决卷土重来的三聚氰胺问题;而理论上的困境更多地表现在基本理念方面,作为一个危机对策法性质的紧迫立法,在法理上缺失了对包括新安全观在内的诸多核心理论的精致关照。因此,笔者从规范分析和价值分析的角度指出: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食品安全的全过程规制、统一监管、风险分析和民主性多元参与原则基础上,应然层面或规制层面的《食品安全法》还应以新安全观为统摄直接或间接地体现国际合作主义理念、观念安全主义理念和商谈理性主义理念。     

刑法修正的基本动向及客观要求研究

《刑法修正案(八)》涉及刑罚结构调整、从宽处罚情节和非监禁刑的完善、黑社会性质组织等犯罪的立法完善,相关涉及民生犯罪的增加和处罚力度的加大等诸多方面。结合刑法的多次修正来看,本次修正更突出地显示了刑法修正依据的实用性及其反映出的当前刑法立法的工具主义倾向,而修法内容范围之广以及犯罪圈的扩大反映了刑事立法的泛化、扩大化倾向。此次修正,也突出地反映了风险社会语境下刑法立法的转变以及刑法干预的前置性倾向。上述倾向有其特殊的社会变迁背景,但是这样的倾向则容易形成对公民自由的侵害,对罪刑法定等刑法基本原则的破坏。这样的倾向需要予以警惕,并以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合理控制,保持刑法的克制性。     

刑法修正案的理念转变：从重刑主义到宽严相济

当今,中国社会已进入了现代化发展的高速轨道,相应地作为治理社会的刑法也必须进行现代化的变革,刑法修正案（八）的出台可以说是我国刑法现代化进程中的又一个重要里程碑。尤其引人关注的是,刑法修正案（八）所带来的刑法理念的巨大转变。 转变之一：从重刑主义到宽严相济 长期以来，传统的重刑主义刑事政策，对我国现代化法治的建设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97年修订刑法的时候，我国刑法中的死刑罪名达到68个之多，     

合宪性推定与塞耶谦抑主义——读《美国宪法原则的起源和范围》

塞耶(James Bradley Thayer,1831-1902)在美国历史上深深影响了包括霍姆斯、布兰代斯、法兰克福特等一批大法官,影响了美国宪法学、法学乃至法治的进程。这种影响不在于他多年的律师执业经验,而更多地在于他在哈佛法学院从事科学教研时在法学教育以及法学研究上的卓越建树,     

论案外人异议之诉的废除

以程序性争议与实体性争议的分类为基础的案外人异议之诉,并不符合民事诉讼的法理。案外人异议之诉和案外人执行异议,实系分别以强制执行法的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为基础。因此,制度的法理基础完全冲突的案外人异议之诉和案外人执行异议,无法在强制执行法中并存,二者必废其一。强制执行中的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本无优劣之分,但需要结合一国的国情予以选择。从当前的国情出发,我国应当废除案外人异议之诉。     

自由主义权利哲学困境下的网游乌托邦

网络游戏是传统游戏发展的高级阶段,是技术乌托邦的产物。网络游戏的乌托邦与现实世界资本的逐利本性的矛盾不仅对传统道德及价值理想提出了挑战,而且直接冲击着传统的法律秩序。网络游戏既对传统法律价值构成挑战,又解构传统法律理论和制度,需要在法律父爱主义的启示之下予以规制。     

论我国民事辩论原则的缺陷与完善

辩论主义原则是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之一,也是我国辩论原则的法律依据。我国的辩论原则与真正意义上的辩论主义原则有很大的距离,以至于程序的独立价值被否定,程序公正不能实现。这需要从加快立法进程和加大执法力度等方面加以完善。     

麦金太尔自我观解读

本文以麦金太尔对新自由主义的自我概念的批判为主线,揭示了情感主义自我的理论实质及实践危害,强调历史和传统的重要性,强调历史、传统对于自我的构建意义,强调自我的内涵只能在德性实践的历程中,在一个相互联结的叙述系统,在善的寻求中得以理解并不断完善,以此来对抗新自由主义以自我权利和个体自主性为基础的理论。     

西方道德哲学中的基础主义

基础主义是西方哲学的一种论证传统，这一论证方式也深深浸透到西方道德哲学中。在道德哲学中，基础主义主要表现为概念定义的、人性论的和理性主义原则论的三种模式。但它们作为伦理学方法，并没能使人类的道德走向统一，或增加共识。这种失败来自于基础主义自身逻辑上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