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后广西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的战略构想及对策建议

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是区域经济合作的必然要求.文章阐述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后广西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的重大意义及战略构想,并提出相关的对策建议.     

中国与东盟贸易互补性与竞争性分析:2002～2009年

本文首先从进出口额、进出口增长速度及进出口额占各国进出口总额的比重几个方面对中国与东盟之间贸易进行分析,发现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贸易互补性日益增强.同时,通过对中国与东盟在自由贸易区之外的第三方市场上的出口相似度指数进行测算,表明中国与东盟出口结构趋同态势越来越显著,意味着中国与东盟在出口上越来越强劲的竞争性.文章对中国与东盟贸易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前景进行了探讨.     

特朗普政府自由贸易协定战略及其影响北大核心

特朗普执政以来持续打造以美国为轴心的双边和小区域自贸区网络,力求使之成为凌驾于世贸组织、覆盖面广泛的双层次自贸区,构建以"美国优先"为绝对原则、权利和义务更加"对等"的全球贸易新秩序,彻底区别于世贸组织发展中成员得以享受较轻义务水平的制度设计,再平衡国际经济体系利益分配格局。受特朗普自贸协定战略的影响,世贸组织很难继续维持其全球贸易秩序的中心位置,全球贸易冲突风险持续攀升,国际经贸规则体系割裂趋势明显加剧,进一步扩大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作为特朗普自贸协定战略的重点针对目标,中国的未来发展也会遭遇一定阻力。在面临更大的制度改革压力的同时,中国贸易、投资、高科技发展的空间所受影响可能进一步凸显。     

论美国宪法“贸易”条款对州权的限制

1787年的美国宪法在第一条第八款第三项对“贸易”问题做了规定。它从制定之日起即服务于双重 目的:一方面扩大联邦管辖权, 另一方面限制州权。最高法院对州权(州法律)的基本态度通过大量判例表现出来, 即:严重阻碍州际贸易自由流通或给州际贸易带来不必要负担的州权(州法律)将遭到否决。当州权(州法律)不 带歧视性地适用于所有居民(包括本州居民与他州居民)时, 只要其所维护或促进的利益合法, 最高法院一般倾向 于支持这种权力(法律), 除非这种权力(法律)给州际贸易带来的负担明显超过其所维护的利益。     

数字经济时代的全球数据安全治理与中国策略

进入数字经济时代以来,日益严峻的数据安全风险与变幻莫测的国际形势交织叠加,各国围绕数据安全治理规则博弈呈现加剧态势,引发全球数据安全治理问题。各国际行为体虽然已经意识到数据安全治理的重要性,但对全球数据安全治理并未形成统一的治理框架。全球数据安全治理仅仅由单边、双边和多边框架以及贸易规则拼凑而成,相关治理议题在公民个人、社会、经济以及国家安全等多个层面相继涌现。多领域多维度的数据安全问题难免造成治理主体利益诉求的差异,也导致全球数据安全治理出现了规则碎片化、机制效用不足、治理乏力等问题。与此同时,个别国家的数据霸权主义行为更是使得国际行为体难以凝聚共识,全球数据安全治理步履蹒跚,重视和加强对全球数据安全问题的治理迫在眉睫。中国高度重视数据安全的相关议题,由于中国在数据治理领域起步较晚,仍存在立法不完善、技术创新能力薄弱、国际合作不足、治理乏力等问题。中国需要全面、系统地分析影响数据安全的各种重大风险因素,准确把握全球数据安全趋势,进一步优化中国在全球数据安全治理中的策略选择。     

新时期知识产权保护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以《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为中心的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制度建立以来,国际贸易自由化遭遇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挑战。为有效防止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成为新的贸易壁垒,抑制科技创新与发展,进而成为发达国家掠夺发展中国家的工具,我国应在充分研究TRIPS协议的基础上积极回应,使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切实为我所用,在国际贸易自由化的大趋势下发挥其应有的效用。     

数字经济背景下“一带一路”跨境数据传输的法律规制

数据流动已成各国竞相争夺的重要生产要素资源。为促使“十四五”时期“一带一路”命运共同体更具活力,倡议发起者有必要在考察分析沿线各国跨境数据传输规制目的指向基础上,理性剖析当前域外监管法律规范及潜在不足,从跨境数据传输的国际协作、立法规制、执行完善、评估监督、行业自律等方面作出回应和变革：在跨境数据传输实施前,选适多边、双边合作形式,培育中国主导的“一带一路”数字世贸组织,建立“东数西存”存储中心,加强既有国际组织沟通交流;在数据流动准备阶段,以柔性治理“软法”合作为基础,完善“硬法”规制,构建数据合理分级分类管理制度;在数据传输中,督促各国设置级别业务对应的执法机构,形成多元主体执法队伍;在数据跨境传输中后端,差别化规范目的评估,对数据全程流转嵌入监督问责机制;在数据传输末端,建立第三方数据行业保护认证机构,细化自律标准,将数据传输保护理念融入企业管理之中,形塑具有中国特色的“一带一路”跨境数据传输共治之路。     

作为个人信息跨境传输监管工具的标准合同条款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38条第1款第3项规定的“标准合同”,是个人信息跨境传输的监管工具。标准合同条款既拘束进出口双方,亦具有第三人保护功能,形式上是合同条款,内容上由国家预先决定并强制纳入,兼具个别规范和国家法规范的双重属性。进出口方的个人信息保护义务是个人信息跨境传输合同的主给付义务,是法定义务的合同化,包括个人信息安全义务,个人信息安全事件的通知、补救、减损义务,告知义务,目的限制义务,合规审计义务等。基于受益第三人条款,个人信息主体享有更正、删除等权利和违约损害赔偿请求权。国家网信部门制定标准合同条款构成对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具体化适用,应限于授权范围,遵循比例原则,合理确定条款的强制使用机制和内容强制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