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的路径依赖

有关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问题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然而现有的文献明显忽略了路径依赖的重要作用。事实上,我国经济已经对粗放型增长方式产生了比较强烈的路径依赖,而这恰恰是造成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滞缓的根本原因,此时必须努力破除促成这一路径依赖形成的“正反馈机制”,否则将很难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扭转。     

行动者、资源与行动策略:怒江水电开发的政策网络分析

政策网络是一种描述和解释动态复杂政策过程的分析手段。论文对怒江水电开发规划过程的政策网络分析,静态面上重点探讨了行动者的成员、资源与关系类型;动态面上着重分析了行动者的立场及策略,以及彼此间的互动关系。     

两种维稳观

通过正常的渠道不断释放社会压力,就不会形成矛盾的积压与叠加,一个单纯的经济纠纷或者基层矛盾就不会演化为集体泄愤的非直接利益冲突。2011年年底,发生在广东的两条并非大事件的消息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一条是官方消息:广东降低社会组织登记门槛,社会组织可直接向民政部门申请成立,不再需要挂靠主管单位这个"婆婆"。另外一条是民间消息:广东有地方农民工上街"散步"讨薪,打出"还我血汗钱"、"我要吃饭"等横幅,沿途警车开路护航,疏导交通,维持秩序。这两条看起来没有什么关联的消息,却都获得了网民的普遍好评,一改网络"沾官必骂"、"逢警必反"的定律。     

“稳增长”背后的结构隐忧

在过去的几年中,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经历了大幅度的摇摆,但在内外综合因素的困扰之下,很大程度上,宏观决策更像是在与这难以避免到来的经济转型相对抗,在高增长时期形成的经济结构在一轮又一轮的政策"保驾"下形成高强度的路径依赖,尽显转身之难。     

构建自治型司法管理体制的思考——我国地方化司法管理的问题与出路

地方化单向性物质与人事双重依赖结构是当今中国司法权地方化的成因,司法权力地方化影响公正、高效和权威司法制度的建立。双轨制、重划司法区以及法院系统垂直管理等改革思路各有利弊。在现实中法院外部管理结构呈现从一元层级（各级政权）向二元层级（各级政权和上级法院）双重管理体制过渡的趋势。建立自治型司法管理体制是解决地方化司法管理问题的出路。     

我国大部制改革的面临的挑战与应对——以路径依赖为视角

我国政府机构改革总是陷入“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而无法摆脱,这是典型的非良性路径依赖的“锁定”状态。当前正在进行的大部制改革,同样面临着非良性路径依赖的挑战,具体体现在思想观念、制度体系、组织行为上的非良性路径依赖。大部制改革要取得成功必须打破非良性路径依赖,实现路径替代,这需要在更新观念、政府职能转变、遏制部门利益、配套改革上作出努力。     

农村基层治理:科层制抑或反科层化?——基于桂南Q市“联镇包村”制度运作的调研分析

农村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各级政府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抓手。以“包发展、包党建、包稳定”为主导的联镇包村制度是地方政府回应国家加强农村基层治理的一项制度安排,在制度运行中显现出如下特点:组织高层依赖权威治理,化解政策执行阻力;委派单位依赖代理治理,缓和基层社会矛盾;驻村干部依赖指标治理,提高主体责任意识的科层制路径依赖特性。在压力型体制下,不同行动者的行动逻辑显现出差异化:组织高层由“权威动员”向“参与互动”转变;委派单位由“分利失序”向“合作共治”转变;驻村干部由“被动回应”向“主动服务”转变。这种反科层化的运作方式推动联镇包村制度运行,以此提升基层自治组织的治理能力,进而推动农村基层走向“善治”。     

激进还是渐进:不同国家制度变迁道路与方式的比较分析--以市场取向改革中制度变迁的分析为背景

由于正式与非正式的制约都有着自己的惯性与相对稳定性,由于路径依赖影响性的存在,因而大多数的制度变迁应是渐进的和具有一定的连贯性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制度变迁情况就大都如此.前苏联与原东欧国家激进式的制度变迁方式虽有理论上的完善逻辑性,但实际成效却差强人意;中国渐进式的改革由于符合中国国情与制度变迁需求,因而实践中的成效却是十分显著的.     

坚持走独立自主的中国道路——以中国与拉美改革道路的选择为视角

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功,改革后的拉美主要国家则陷入拉美陷阱。二者出现如此巨大的发展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选择了一条独立自主、不断创新的发展道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指导思想。拉美主要国家则过度依赖西方,以新自由主义作为其改革的指导思想。中国道路的成功和拉美模式的困境表明,国外任何所谓成功的模式或先进理论,只有和本国实际情况相结合才能成功,否则就会走上迷途或落入陷阱。     

突发事件应对型社会政策制定模式:意义、现实困境与未来选择

突发事件应对型社会政策制定模式是政府为了适应外部环境变化,提高突发事件应对的有效性而做出的必然选择,对我国当前社会政策实践具有积极意义,但同时也面临着路径依赖的现实困境,未来中国社会政策建设的战略选择应从突发事件应对型模式转向发展型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