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法律发展的困境与超越——基于路径依赖视角的考察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中国的法律发展是一个复杂的制度修正过程。法律制度变迁中的工具主义理念、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建构程式以及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糟粕性因素是形成法律发展之路径依赖的主要缘由;突破法律发展锁定状态的有效办法是实现路径创新,即弘扬权利本位理念、开展法律文明间的对话以及构筑法律发展的和谐型结构模式。     

电子签名认证的责任分担

区分电子签名认证中不同法律关系的性质,理清电子签名认证中的各种法律关系,确定电子签名认证机构、电子签名人和电子签名依赖方的法律责任,有利于我们明确电子签名认证中的责任归属,完善相应的法律制度。     

中国西部地方性外资法的路径依赖与创新

从法律的经济分析角度看,中国西部地方性外资法呈现出非良性的路径依赖状态,表现为立法授权、法律内容和立法技术等被锁定于一定的固定状态,产生了负面效应,影响了西部投资软环境。打破非良性路径依赖需要进行制度创新,其根本路径在宏观上要端正立法指导思想,确立普遍性法律原则,在微观上要清理、整合和修改现有法规体系,规范授权立法、提高立法技术和完善立法内容。     

市场经济与“物的依赖”的生成

人类社会从人的依赖关系发展到物的依赖关系,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市场经济状态下物的依赖关系主要表现为人对商品的依赖、人对货币的依赖、人的劳动对资本的依赖、人的劳动对机器的依赖。这种物的依赖关系的实质仍然是人和人之间的社会生产关系,它为人的发展提供了较大的空间,为每个人自由发展的联合体的建立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路径依赖与基因断裂——日本百年宪政转型透视

日本历史上曾面临两次不同宪政制度的抉择,也经历了两次不同宪政制度的转型.从制度与文化的意义来说,现代日本人的法律生活是一个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复杂互动过程.在转型过程当中,日本制度与文化的转型不可避免地带有鲜明的“路径依赖”特性,“作为意识形态的宪法”和“作为制度的宪法”之间的偏差使得日本人的法律生活呈现出巨大的断裂与鸿沟.然而,另一方面,新宪法并没有完全被“路径依赖”所决定,日本传统文化基因的传承也曾出现部分断裂,宪政文化趋于成熟,并最终演化为新宪法实施的生命力.上述两种不同的文化特性为新制度的实施提供了不同方向的力量,并在不同利益集团的作用下构成了新制度的合力,最终共同决定了日本百年宪政转型的样态,同时左右着现代乃至未来日本人宪法生活的状况.     

参与库与人才库——温岭预算民主恳谈的新元素

温岭的制度创新之所以可持续,是因为在自身不断发展过程中,不断注入新的元素,形成了＂路径依赖＂。温岭的民主恳谈从1999年至今持续了12年之久,自2005年开始与预算相结合也到了第7个年头,期间经历了试点和推广两个阶段,从2011年开始进入到完善提高阶段。这一阶段是沿着广度和深度两条路径展开的,从广度的要求出发,需要扩大参与的范围;而从深度的要求出发,又需要提高政策的质量,但在很多情况下两者似乎难以兼得。在2011年温岭市级部门预算民主恳谈中,通过注入新元素,在参与库和人才库中随机抽选公民代表和专家的办法,将这两者有机地联系起来,从而将预算民主恳谈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     

以双拥深情办好优抚医院——小记汕尾精神康复医院

汕尾精神康复医院坐落于海丰县城三环路宫地山东侧，占地5000m＾2建筑面积11000m＾2业务用房9500m＾2，设有精神卫生、精神康复、药物依赖、预防保健、医学影像、医学检验等临床医技科室，近五年来共收治各类精神病人2500多人次，门诊病人70000多人次。该院原为民营医院，因独特的病理服务，海丰县优抚门诊长期设置在该院之中。     

印度经济模式的特点及其启示

中印两国的经济增长速度相近,增长动力却迥然不同。印度经济模式有很多令中国黯然失色的优点,包括国内消费是拉动其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经济发展对外部的依赖程度较低,服务业在其经济结构中占较大比重,私营企业较为发达,等等。印度经济之长,正是中国经济之短,其所拥有的优点使印度经济发展模式具有较强的可持续性,值得我国研究和借鉴。     

辛亥革命失败原因的再审视——以新制度主义为研究视角

辛亥革命突破了中国传统政治制度变迁的"路径锁定"状态,将中国带入了现代民主政体的轨道,但由于中国政治市场的不充分和专制主义根深蒂固的惰性,辛亥革命最终未能成功实现政治制度的创新,未能创造一条新的制度替代的路径。从新制度主义视角分析,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是晚清政治舞台上势力很弱的政治集团,其先天不足的因素包括组织涣散、意识形态凝聚力与整合力不足、改革所需的资源匮乏以及臣民文化对革命的阻抗等,都决定了辛亥革命不可能完成近代中国制度创新这一伟大历史使命。     

论组织的环境依赖及其新“版本”

在近代社会的组织化过程中,实现了整个社会生活经由组织而去加以开展的局面,组织成了社会的细胞.由于社会组织化程度的提高,普遍性的组织与环境的关系得以确立,出现了组织的环境依赖问题.组织的环境依赖会导致组织的环境管理要求,或者说,组织的环境依赖与环境管理是一种对立统一关系.在工业社会的竞争体制中,组织的环境依赖与环境管理都腐蚀了组织存续与发展的整体环境,使竞争变得日趋激烈,使组织的生存压力与日俱增.现在,组织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迅速增长,已经使组织陷于一种环境管理不再可能的境地.或者说,既有的以控制为导向的环境管理已经不再能够取得成效.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组织需要把环境管理的冲动转化为对组织间网络关系的建构上来,自觉地建构组织间的相互依赖关系.这同时也是组织自身的变革,即建构起合作制组织.合作制组织也存在着环境依赖的问题,但它却不会产生强烈的环境管理冲动,而是通过自身的开放性去应对环境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