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者”的中国与日本海洋国家身份的建构

中国是日本海洋国家身份形成过程中持久和最重要的"他者"。冷战结束后,伴随着中国的发展和崛起,亚洲首次出现两强格局。在政治和知识精英主导下,日本分别建构了中国的"安全关切"、"安全威胁"和"敌人"意象,并通过"去中国化"和"污名化"中国,完成了自身海洋国家身份的建构,进而将其战略化为重要的国际博弈工具。日本海洋国家身份及其战略化,是日本对自身身份与道路的自主选择和国家生存与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符号化的国际政治斗争话语。随着中日海上力量的共同崛起及其战略的"海洋转向",中日海洋竞争将会加剧,也预示着中日海洋战略将会相互观照和塑造。     

儒学现代转换及当代价值研究

儒学在现代社会实现其现代转换会面临着一定困境。儒学在现代社会如何实现其现代转换,主要有三个问题:第一,如何处理传统儒学的问题;第二,如何对待西学的问题;第三,如何面对当代人类尤其是中国社会实践的问题。此外,实现儒学现代转换的路径有"常道""接通""复兴",但这几种路径都面临着困境。儒学要想在实践中得以实现现代转换,回归传统是必须的;而经过中西文化对比、中西文化对接和中西文化对话三个阶段,也可以促进儒学的现代发展。儒学在现代社会中体现着其自身的价值。儒学中所蕴含的优秀的精神文化资源对现代政治、生态环境和现代管理都有着一定的借鉴作用。     

数字化生存与自我身份认同

数字化生存时代为自我身份认同提供了三种历史语境,即自我身份认同关系的数字化语境、自我身份认同评价的数字化语境、自我身份认同实践的数字化语境。自我身份认同形成了独特的"游戏规则",信息构成了自我出场的路径、对话交流的平台以及身份认同的机制。在数字化生存时代,自我身份认同的生成逻辑体现出了在场与缺场、业缘与网缘、现实与虚拟"二元交融"的特征。     

德国默克尔政府的外交与欧洲政策辨析

“德国的外交与欧洲政策”是女总理默克尔2005年11月30日向德国联邦议院发表“施政声明”中有关外交政策的提法,它将欧洲政策从传统的外交政策范畴中剥离,具有了独立地位。本文主要从欧洲联盟的发展及其性质、德国外交政策身份认同的演进、德国政治精英对施罗德政府外交政策的论争等方面入手,系统阐释默克尔政府对外关系的特点。     

从“黄炎之后”到“炎黄之后”：早期话语中炎帝身份的转变

作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炎帝身份在中国早期话语中存在着一个明显的转变过程。在炎帝身份转变的四个阶段中,春秋时期的炎帝逐渐分化为具有盛德的炎帝和被黄帝征伐的炎帝,前者往往被视为炎帝本人,且在时间上先于黄帝统治天下,其后与神农合体,上升为“三皇”,并与黄帝组合成前后接续的定式;后者则逐渐被贴上无道、反叛的标签,以至被视为非炎帝本人,而是炎帝后裔或其他人。炎帝身份的转换与分化,深层原因在于华夏大地族群融合的客观进程,其中蕴含着华夏地区文化自觉意识的丰富和提升,这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身份认同提供了重要的观念基石。     

互动与认知错位：法国穆斯林移民的身份认同困境

作为迁移人口的集合,移民存有从迁出地迁出与迁入地定居两个主要过程。在此过程中,移民们受到以何种身份离开故土重新生活的困扰,迁入地主流社会也受到如何接纳这些移民的考验。经历了四次移民潮的法国是目前欧洲拥有穆斯林人口较多的国家之一。面对数量庞大又异于主流社会的穆斯林移民,法国坚守的“共和同化”并不代表完全认可在法穆斯林移民的身份。与此同时,诉求不得也引发了穆斯林移民中的极端分子由“相异”到“相斥”。频发的恐怖行为引发了法国主流社会的不满。在这种恶性循环式的互动下,法国穆斯林移民群体与法国主流社会的隔阂日益加重。     

人格·权利能力·民事主体辨思——我国民法典的选择

人格是罗马法对自然人身份的确定,权利能力是德国法对团体身份的确定,民事主体没有身份性,其意义在于控制和归属。这三个概念都是一种法律技术工具。我国民法理论及立法应当放弃人格和权利能力概念,由民事主体取代。民事主体是现代私法对人的经济生活方式和社会生活方式的预定。该预定应当以人性为基础,以激励和约束为其内在核心动力,构造多元化、开放式的民事主体体系。     

公务员个体自主性的伦理思考

公务员在行政组织中很容易出现“代理转换”的危险,从而导致公务员个体自主性缺失,当面临不道德的组织和组织的上级不负责任的行为时缺乏应有的道德责任感,丧失正确的判断力,甚至于以忠诚或服从为借口,从事非道德的行政行为。随着我国新公务员法的正式实施,彰显公务员个体伦理自主性,培养公务员个体伦理自主性显得尤为紧迫,伦理自主性将成为公务员承担道德责任、有效抵制行政腐败的内在动力。